“九五”期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
辛亥革命网 2011-04-27 00:00 来源：第40卷第3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朱英 查看：
一、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综合论述
20世纪80年代中和90年代初，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综合论述十分热烈。例如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主线问题，曾有不少论著展开过讨论，虽未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但对进一步了解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却很有裨益。又如对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研究，也是从宏观上审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这些综合论述对于促进中国近代史学科领域的发展，无疑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九五”期间对中国近代史的综合论述和理论思考，在考察中国近代历史的“沉沦”与“上升”这一问题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但没有像研究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问题那样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对于中国近代化的探讨似乎热潮已过，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却未必令史学界满意，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在继续，并且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例如对中国近代化的研究应进行综合考察，不能只局限于经济领域，在论述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时，不能把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的斗争，排除在近代化内容之外，更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演变的特点，有学者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被动性、不平衡性、缓慢性、复合性等特点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222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迁阶段划分的新看法。“革命与改良”是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而此起彼伏的两大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后近代史学界就曾对革命与改良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过一些新的分析。“九五”期间在这方面的探讨仍受到部分学者的重视。针对所谓否定革命和肯定改良的说法，有学者强调对革命与改良都应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不能简单地压低、拔高，以偏概全。
从“九五”期间的发展情况看，对中国近代史的宏观论述还没有产生推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明显上一个新台阶的力作和巨著，这显然是一个缺陷。
二、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概况
“九五”期间，近代政治史研究继续获得发展。除出版了一些综合性的论著之外，对近代若干重大政治事件的研究也推出了一些新成果，并且对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均有所发展和深化。
近代政治史综合性研究的新进展，主要还不是表现在又出版了一些政治制度史的通史性著作，而是体现在若干专题性和综合性专著的问世。这些专著有的着重论述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与道德重建，认为中国近代在政治变革与道德重建方面存在着困窘。政治变革的发展原则必须根据共同责任和平等价值的思想理念，使每一个公民足以拥有获得机会方面的平等权利，道德重建也应注重建立一个考虑到相互利益的合作基础。有的论述了清末的政治变革，认为清末的政治史从现代化理论上来概括，可以称之为“传统政治体的政策创新阶段”，存在着诸多两难矛盾，如权威要求相对集中与政治参与膨胀之间的矛盾；变革旧制而导致传统的社会整合方式丧失，新的社会整合方式又无法单凭体制改变而及时形成，由此产生严重的社会脱序和社会整合危机；为实现新政各项既定的计划指标而制定的财政政策，与特定条件下社会承受能力之间存在着的深刻矛盾等。有的则用“政治革命”这一更为宽泛的概念，对晚清的政治变革包括太平天国、清末新政、辛亥革命进行了新的论述，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见解。
在晚清政治史中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中，人们对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等重要政治事件的认识均有所深化，对这些事件在近代化或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1998年戊戌维新运动100周年之际，史学界举行了大型的学术研讨会，发表的成果也很多，对维新运动与近代中国的改革、与国家观念的转型、与近代教育的发展等问题都有新的认识。对清政府的研究有所加强，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的研究一度成为“热点”。有的学者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了清末新政与改革政治学，近代中国人对立宪政治的“文化误读”等问题，有的学者对新发现的两种清末宪法稿本进行了初步研究，咨议局与行政官厅的关系也受到关注。清方人物研究的份量有所加重。辛亥革命研究亦有新的进展，有的学者以“排满”为实例，研究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问题。中华民国史由于从“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中脱颖而出，成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而受到重视以后，到90年代进入第二个阶段。根据新公布的民国事件和人物的档案，一些学者对伐时期、西安事变、抗战时期的若干问题进行了个案研究，取得一定进展。对北洋军阀政权的资本主义性质、国民党政权、抗战时期的正面战场以及蒋介石、胡适等人物这样一些在过去比较敏感而研究相当薄弱的问题都有了大胆的开拓性探讨。专史研究中，民国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政党史、军阀史等都有专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