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期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4)

　　但是，从“九五”期间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状况，也可以看出其缺陷所在。一是现有研究大都限于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宏观上的探讨仍显得比较薄弱，缺乏有份量的新成果；二是对传统课题的进一步研究较多，开拓新领域、新课题的新成果则比较少；三是对一些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尚未开展深入研究，例如近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近代乡村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中外经济交往（特别是民间交往）的方式与影响等，均有待于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四是高等学校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仍存在着两种趋向，一种是经济学科中的研究者主要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侧重于生产力方面的研究，另一种是历史学科中的研究者主要采取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侧重于经济变迁与社会发展这方面的探讨。两种方式的研究各有所长，但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加强两支研究队伍的交流与融合，在经济史研究中将会取得更为突出的成就。

　　四、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概况

　　“九五”期间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在社会思潮史和学术思想史两个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一些传统的研究领域也出现了新的突破，尤其是近代人物思想研究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颇具新意的论著。从研究方法上看，社会科学的众多研究方法被不断地借鉴到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之中，诸如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结合、心理学的具体应用等等，这些新的方法的应用促进了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从学术争鸣上看，这一时期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活跃，诸如近代史上激进与保守、革命与改革、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权威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等等，这些学术争鸣的突出特点是联系近代史上的具体事件，各抒己见，使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更为深入。

　　“九五”期间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是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热点之一，出版了多部有影响的专著。这些著作有的是在参考千余种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改良思潮、文化思潮等五个方面50多种社会思潮的社会背景、思想渊源和以展轨迹一一作了比较清晰地阐述，对过去批评较多的洋务思潮、君主立宪、无政府主义和中间路线等思潮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有的著作偏重于从哲学层面研究文化思潮，论述了人道主义思潮、进化论思潮、实证主义思潮、唯意志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等等。还有的提出了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发展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的新见解，认为一部中国近代思潮史，本质上是中国人自我发现、自我觉醒和自我选择民族生存方式的认识史。

　　目前，近代社会思潮史的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是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应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内容，已有的研究成果却主要是侧重于政治方面的研究，而文化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思潮研究明显不足；其次是民间思想、地方思想反映很少。

　　近年来，学术思想史也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热点，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流变的同时，也开始关注晚清及民国学术史的研究。人们对晚清及民国学术史研究的重点及方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胡适赵元任、陈寅恪等人学术思想的个案研究；二是清末民初学术流派如晚清经学、民国史学的新史学派、古史辨派、唯物史观派等进行专题研究。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一批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有的是关注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和学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侧重于揭示并说明“近代中国变的一面”即：注意研究近代大变局中传统的中断与传承，中西文化竞争，新旧中西的相互依存、碰撞、互动及错位，思想衍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等问题；有的对近代经学的转变，诸子学的兴起与发展，诸子学与晚清文化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以及五四以后诸子学诸多方面都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有的从新学的民族定位，旧学的内在动因，新学形成的历史轨迹，新学与旧学的内在内容、结构、文化模式上的不同等方面，进行了纵横对比论述。戴逸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集中了国内30多名中青年专家从事这一专题研究。该丛书一方面注重梳理学者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弄清其学术思想的渊源，二是注意深入分析学者学术思想的具体内容，界定其在近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目前已出版了有关张君劢、梁漱溟、钱穆、张东荪、赵元任、顾颉刚、陈垣、金岳霖、闻一多等近代学者的传记。

　　上述研究成果进一步拓展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领域，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但目前学术史的研究仍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已有的研究成果大都没有勾画出清末民初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轨迹，仍偏重于学者的个案研究与学派的专题研究。二是已有的研究成果没有充分注意到由于传统学术基础的差异而导致的在融合中西、建立现代学术范式方面的不同，因而也较少全面细致地研究从经学、史学、诸子学不同学术路径演变的现代学术同样会各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