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期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5)
辛亥革命网 2011-04-27 00:00 来源：第40卷第3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朱英 查看：
“九五”期间近代文化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其突出表现是在社会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果。有的著作以编年体撰成，突出历史事件发生时间的准确性与连续性，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大众在生活方式、情感行为、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形态，特别是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与传统社会相比所发生的变异。在区域文化研究方面，近代湖湘文化和海派文化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其研究视野逐步从偏重思想史深入到民俗文化方面，阐明经世致用学说的传播和强劲民风的形成，导致了湖南功业之盛在近代举世无出其右的局面。而海派文化的研究成果则主要从现代化的角度，以大量史料为基础，对近代上海人的人口、人格、社会、收入、消费、建筑、语言、民俗、衣食住行及人文环境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的研究。有的从晚清上海新型文化人产生的原因、特点和影响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说明西儒对近代新型文化人产生的特殊作用。以上研究揭示出以个体为本位的市民心态的形成对于物质功利的务实精神、精明敏锐的人生态度、以及某种浮燥的市民习气均不无影响。
伴随着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在研究方法上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当代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的介绍、吸收与应用。国内学术界组织翻译和出版了大量国外近代思想文化史方面的经典著作，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等等。“九五”期间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出国学习或访问，对西方现代学术有着直接地感受，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中开始了新方法尝试，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有的尝试用思想史与社会史相互沟通的方法，探讨儒学地域化问题，对一些旧有命题提出新的解释，从而突破了已往的旧有框架。虽然“儒学地域化”体系的提出引起了讨论和争议，但其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问题方面却被誉为“有开创性的意义”。有的从中国人的现代认同问题出发，一方面富有独创性地考察了中国思想史中的“个人”、“社会”、“科学”、“语言”等核心概念，另一方面力图通过对鲁迅、吴稚晖、章太炎、严复等人的个案研究，揭示中国意识建构与社会同步发展和交互作用的复杂图景，显示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新路向。
五、中国近代史其他领域的研究概况
除了上述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等方面的介绍之外，“九五”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其他一些领域中也不同程度地取得了若干进展。
在社会史研究领域，有关近代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探讨逐渐受到一部分学者的重视，不仅发表了一批相关的论文，并且开始有这方面的专著出版。对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研究，有的从民间社团的角度进行分析，有的以公共舆论为案例加以考察，有的则以公共空间的形成与发展为实证展开论述，还有的从近代市政的发展、市民文化的生成等方面，进行多层次的分析。近代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研究的兴起，可以说是“九五”期间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的一个新趋向。
对社会阶层、社会组织的进一步研究，在“九五”期间也有新的进展。例如对绅商、绅士的分化以及在近代社会中角色转换的论述，对中国近代官、绅、商、学的发展演变及其互动的研究，对近代妇女与婚姻问题的考察，对清末至民国城市同乡组织发展演变的分析，都有新的成果问世。对近代人口与移民问题、近代农民的离村原因及其影响农村家族变迁的研究，也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拓展。对近代民间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演变、自然灾害及其救助问题的探讨，同样有所深化和发展。但这些研究大多是原有研究课题的进一步深入，而不是“九五”期间新开辟的研究领域。
城市史开始从分散的个别城市研究向不同类型的城市比较研究发展。“九五”期间在这方面已发表了一些论文，另有专著对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东南沿海城市进行了对比研究，这是城市史研究向前扩展的具体反映。中外关系史方面，通过考察一些相关的具体问题对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葡关系的研究，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对环中国海和东南亚经济圈的探讨则不乏新意，对近代民间商人外交的论述也受到学界重视。“九五”期间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有关研究香港、澳门的新成果比以往明显增多，其中一部分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六、高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概况
从“九五”期间以及近十余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概况看，高校已占居了明显的优势地位，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就研究人员而言，高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力量最为雄厚，特别是近年来在近代史学界颇有影响的中青年学者绝大部分都集中在高校。因高校教师待遇大大提高，使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中的一部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优秀中青年学者纷纷调往高校，从而进一步加强了高校的中青年研究队伍。高校中培养的博士、硕士等不同层次的后备队伍，也较诸各级社科院要多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