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之前商民运动在广东的发端(2)

　　关于国民党中央商民部成立之后具体开展了哪些活动，目前由于史料的限制我们知之不甚详实。但从当时《广州民国日报》的零星报道中，可以发现商民部曾多次召集广州市商民党员开会，共同讨论“保障广州商民治安办法”，以及宣传和动员商民参加国民革命。另外据商民部自述，该部还采取各种方式指导商民参与一些政治运动，如赞成国民会议、平定刘杨叛乱、支持五卅运动等。在北方战事和政局出现新的变化之后，孙中山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国民党随后发表时局宣言，呼吁由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学生联合会、农会、工会以及各政党等方面的代表举行国民会议的预备会议。新成立的中央商民部遂积极动员商民呼应孙中山和国民党的这一主张，召集商民党员及商民协会会员，举行赞成国民会议大会，反对段祺瑞所召集的善后会议。在商民部的推动下，正在筹备中的广州市商民协会即议决“用本会名义”，通电拥护国民会议，反对善后会议。[2]商民部后来还曾派人出面动员广州“四商会”成立了广东商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这些对于促进商民关心时事与政治均不无裨益。紧随其后，在国民党平定以刘震寰、杨希闵为首的滇桂军叛乱的过程中，中央商民部也竭力动员和争取商民的支持，希望建立新的党商合作关系。在国民党进行第一次东征时，刘、杨与唐继尧相勾通，图谋占据两广。国民党一方面发起声讨唐继尧的宣传运动，另一方面准备回师平定刘杨之乱，经商民部的推动，商民协会在讨唐运动中发挥了呼应作用，公开发布了声讨唐继尧的通电。[3]起初，商人对于唐继尧与刘杨相勾结之真实面目认识不清，在工农团体通电反对声讨唐继尧时。“惟商人方面，则未有表示”。中央商民部遂召集“四商会”会董20余人专门开会。由部长廖仲恺、秘书甘乃光以及汪精卫、胡汉民等国民党要员出席，“报告政治近状，及唐继尧祸粤阴谋”，其后即有商民协会通电声讨唐继尧之举动，使商界的态度和行动与国民党得以保持一致。在刘杨叛乱时，不肖商人“不敢如往者之勾通军阀，联同作患。故在杨刘之役，虽未能使商人如各工人之能积极为革命政府效力，然消极上已减少其勾通军阀反抗革命之行动”。[4]

　　在五卅运动中，中央商民部不仅动员商人积极参与，而且尽力促成工商之间的联合，以便为商民运动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五卅惨案发生后，商民部“即指导商民协会，联同各界。组织农工商学兵援助上海被害华人联合会，后扩大组织，变而为对外协会。总商会、市商会、商联会亦随商民协会之后而加入本部，复召集四商会会董及真光、先施、大新三公司、米行代表等，组织一广东商界对外经济绝交研究会，讨论检查劣货之方法，及经济绝交之一切进行。后该会移为四商会自动组织，由本部派于事一人，指导其进行。在此次运动中，四商会对于募捐及工商联合之进行，尤为尽力”。[4]就直接推动商民运动的发展而言，积极发起和动员商人尽快成立商民协会，是商民部成立之后所开展的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商民部成立之始，以为商民不接近革命之心理，非一时所能改变，欲改变其固习，使之接近革命，非先改善其组织不可。现在原有商会，则又为商棍所把持，极难加以改善。非新立一完善商会，以为之提倡不可，因是而有广州市商民协会之组织。”[4]可以说，中央商民部设立之后即致力于开展动员商民参与国民革命、发起成立商民协会等工作，这些都标志着商民运动开始发端。而广东商民协会的成立与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当可看作是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获得初步成效的重要体现。

　　起初，商民部组建商民协会的具体办法，“系以商民党员为基本会员。在未正式成立以前，由商民党员先行加入，候正式成立后，始准非党员之商民加入。其作用盖欲使全会大权操于商民党员之手。得以指挥灵便，使其他非党员之商民，不能不就范以参加革命运动也。”1924年12月广州市商民协会即开始筹备建立，至1925年2月，在广州正式成立了第一个商民协会——广州市商民协会。该会“以互相协助，谋广州工商业之发展，并协助政府以谋商民之利益为宗旨”；对会员的资格并无特别要求“凡本市中国商民之愿遵守本会章程及议决案，并依期缴纳会费，得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者，皆得为会会员”；“凡入会者，收基本金一元，月费四毫”。根据广州市商民协会简章之规定。该会主要有如职责：筹划本市商民之公共利益及保卫，调查本市商业状况，排解会友纷争，筹划本市工业之发展。会员有受屈情事，代伸诉于官厅，筹设商品陈列所、商业学校等。在职员设置方面。该会设执行委员干人，掌管会务，由委员互选会长1人、副会长1人，并由委员互选常务委员5人。会同会长、副会执行职务。“执行委员由会员以行头为单位，每行选举一人，但一行人数在一百人以上者。则每百人添选一人。”广州市商民协会以会员大会为最高机关，每半年开会一次，议决一切进行计划，选举下执行委员，大会闭幕时执行委员为最高机关。执行委员任期为一年，但可连任一次。除此之外，该会根据实际工作之需要，酌情设立总务部、交际部、调查部、教育部、出版部等。如需修订章程，须经行委员会或会员500人之提议，由会员大会修定之。[4]不过，广东的第一个商民协会在历经数月筹备于正式成立之后，其后的几个月中却又较少看到其开展相关活动的消息。有学者猜测其原因是由于时动荡所致，这期间的“商民运动也似乎因为广州时局的不稳定而停顿下来”。[5]

　　不过，广州市商民协会的成立，在当时对商民运动的发展仍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因为“这时广省党部是还没有成立的，而全国的各级党部也通通没有商民部的设立。中央商民部只有直接的陆续在东派员去组织”。[1]因此，中央商民部仍然继续致力于在广东全省建立商民协会。并派人到广东各地进宣传和动员。另据商民部叙述：“本部对于商民协会之组织，实取试验态度，故其组织内容甚简单。然广州市商民协会成立后，该会商民对于革命工作，颇为尽力。因是始信商民协会之组织，颇足为商民动之良法。故决定扩大组织范围，组织各属商民协会，而各属有觉悟之商民，感于旧式商会之不适，纷纷呈请组织。”[4]继广州市商民协会之后成立的商民协会，是1925年4月诞生的广州南郊商民协会其会员在初建时约50余人。随后，在1925年又有以下若干商民协会相继成立。8月成立的中山县民协会，会员1300余人；9月成立的深圳商民协会，会员90余人；10月成立的中山县小杭商民协会会员200余人；12月成立的新洲商民协会，会员80余人。稍后，中央商民部还曾派出特派员黄锦荣张振鹏赴梧州，“除指导梧州市商民协会成立外，并调查梧州商民状况，协助梧州市党部商民部进行切商民运动事项。”据黄、张二人报告，他们赴梧之后，“召集各小商人开演讲大会。宣传国民革命与民之关系，及商民协会组织之重要，该处小商人听后大受感激，现在加入商民协会者甚为踊跃。”[6]这些商民协会的建立。表明新设立的中央商民部在推动商民运动的兴起过程中还是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