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之前商民运动在广东的发端(6)
辛亥革命网 2016-01-18 16:10 来源：《学术研究》2009年第5期 作者：朱英 查看：
济难会是当时为被压迫阶级要求解放而牺牲者的救济组织，广东省商民部也曾“指导各地商民协会，依章组织济难分会”。《广州民国日报》曾经报道广东省商民部的这一举措：“近以济难会为救济被难革命志士之重要工具，凡属革命民众均须一致参加，以促进革命进行，故特决议：全省商民部通告广东全省商民协会，一律组织分会，全体会员一致加入。”[12]
北京同胞因反对帝国主义者炮击大沽事件举行示威游行，遭段祺瑞卫队开枪镇压。引起全国公愤“此次段祺瑞惨杀北京爱国民众，举国公愤，商民运动委员会为此特于前星期召集紧急会议，决议把此次反段扩大到各地民众方面去，并令省党部商民部根据决议，发一重要通告与各地商民协会，须联合各人民团体，举行追悼北京死难同胞大会。”㈣广东省商民部积极“指导各地商民协会为反段运动。开会追悼北京死难同志，及通电慰问其家属”。在讨段宣言中，商民协会代表中小商民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与使命感。“我们应该全国一致团结起来，拿我们的团结力向着一切帝国主义进攻，向着直奉军阀进攻，要实行速开国民会议，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严办段祺瑞，我们站在广东的全体民，敢率其全力。牺牲一切来和我们全国的商民同胞，一致奋斗。”[14]
不仅如此，广东省商民部还曾指导商民“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拒绝仇货等”。所谓“仇货”，即抵制帝国主义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向中国大肆倾销的商品。时任广东省商民部部长的刘中悟曾在一次顺德全县商民协会代表会议上，就“仇货”行动的作用与影响发表演说：“商民协会的组织，是以革命的商民团体与农工学兵联合，为国民革命工作的。但革命工作，非必人人携枪上前线，就如商民能够协力拒绝仇货。就是为革命工作之一种。何以呢?因谓拒绝仇货，可以制止帝国主义商品的经济侵略，帝国主义者因为不能达其经济侵略的目的，则自由的生活自然就感觉其困难，人民的革命心遂由是而生，此时不用我去打倒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自然会破坏了，这不是国民革命的工具吗?许多人说，农工为国民革命的主力军，但我们商民如果协力拒绝仇货到底，则商民尤是打倒帝国主义的义军，请各位代表向各商民促其如此工作为要。”[15]之所以发表这番详细的说词，目的即在于使广大商民充分认识到，抵制洋货对于打击帝国主义。促进国民革命的成功有着重要的作用。
显而易见。这些活动的开展对于广大商民而言不无积极意义，可以说是当时广东省商民部“使其实际参加国民革命工作”的具体反映。为了保护商民的利益和促进商民参加革命，广东省商民部还积极“调查商民痛苦，调查商民旧有组织，代商民转请政府废除病商苛捐，调解工商纠纷，及处断商民协会间互相纠纷等”。[8]
除广东省商民部之外，在此期间成立的广州特别市党部之商民部，也对广州地区商民运动的发展付出了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据该部提交中央商民部的一份工作报告记载，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调查工作以及动员商民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等方面，都分别取得了一些成绩。在宣传方面，广州特别市商民部意识到“广州市商民运动正在萌芽，非多做宣传工作，实不易希望其进步”。其具体措施是约同广州特别市党部各部部长，在总商会处所招待各商界代表，由部长“剀切解释商民入党之必要，并请市内各商会一律从速成立区分部，及宣布本部将来组织商民运动委员会，请各商民赞助，各商人表示态度极佳，……均继起演说，痛言革命之重要”。后又“复在总商会遍请各商会各行商领袖茶会，讨论组织商民运动委员会一切事宜，并请孙[科]部长出席演讲商民运动之意义，农工厅长刘纪文演讲工商联合之必要”。在组织方面，广州特别市商民部还派出职员区磐石、邓华卿等人，赴总商会及市商会会同该会职员着手办理组织区分部，并指导商民关于入党一切手续。在调查方面，广州特别市商民部主要开展了两项调查，“一种是调查市内各商行、各商会内容之真相，一种是调查与商民有切身利害关系之税捐”。前项调查由商民部职员直接进行，后一种为函托各商会商行代为调查，“盖捐税与商人有密切之关系，托其调查实较本部为周密也”。在“进行对英经济绝交”斗争期间，广州特别市商民部采取的举措是，召集四商会在总商会讨论具体实施办法，并请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闽先生等到会报告及演讲，“是日商界到会人数极之踊跃，听各同志报告及演讲之后，大为感动，此商界中一种进步之现象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