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悱·讲画·变力——对外反应与中国近代化

　　一部近代中外关系史，其主体就是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当然其间也有积极的乃至进步意义的文化交流，但即令是文化交流，也往往带有侵略与反侵略的印记。因此，民族情绪便必然使中国人对于外来冲击的反应常带感情色彩，特别是在民族危难关头感情更容易湮没理智。对于被侵略民族的义愤，应该给以历史的理解与尊重。但也应该看到，义愤如果不与理智结合，则又很难把可贵的民心、民气、民力引向正确的道路，甚至会给本民族带来更大的损失与灾难。考察中国人对外来侵略的反应的发展过程，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本文无力作全面论述，仅只就愤悱、讲画、变力三个词语的提出及其内涵，从一个侧面对此试作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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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愤悱与讲画二词出之于魏源。《海国图志叙》借用明臣之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并且指出：“人心之积患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烟贩烟之莠民。故君子读《云汉》、《车攻》，先于《常武》、《江汉》，而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玩卦爻内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又说：“昔准噶尔跳踉于康熙、雍正之两朝，而电扫于乾隆之中叶。夷烟流毒，罪万准夷，吾皇仁勤，上符列祖，天时人事，倚伏相乘，何患攘剔之无期？何患奋武之无会？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所承受的第一次侵略战争，西方殖民主义的残暴罪行与战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必然引起整个中华民族的义愤。这种义愤可以激发人们奋起反抗外来侵略，但是却并非所有单纯的义愤都可以转化成为民族“违寐而之觉”的精神驱动力。所以，魏源在强调“发愤”与“忧患”之际，特别提出“愤悱”一词。愤悱出于《论语·述而》，即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愤悱与启发联系在一起，也就是把感情与理智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民族的觉醒联系在一起。这就构成了19世纪中叶中华民族义愤的较高层次。

　　但是，统治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未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他们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义愤，大多仍然停留于情感激动的层次，而且与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思路紧密联系。中华帝国历来以文明古国自傲，而以野蛮的夷狄鄙视外邦，即令时至已渐衰微的清朝中叶，这种荒诞的陈腐观念仍然根深蒂固。鸦片战争开始打破了他们心目中固有的世界格局与秩序，因而使他们惊呼：“此华洋之变局，亦千古之创局也。”“天地为之震撼，沧海听其横流。爝火争光于曜灵，破獍砺牙于当道。漆室女闻而啜泣，况乃须眉；童汪锜誓以身殉，矧曰壮士？凡有血气者，莫不抚膺浩叹，指发狂呼。”（霅中人：《夏燮〈中西纪事〉后转引自阿英《鸦片战争文学集》下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813页。）《江宁条约》订立以后，这些人固然愤慨于割地、赔款，然而更为痛心的还是外国人“与中国官员用平行礼”，认为“国体之沦失以此为最”。他们振振有词地说：“《春秋》所最重者，冠履之分；所最谨者，华夷之辨。成公二年，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君子讥其中国诸侯降班失列，下与夷狄大夫会也。今督抚之尊，不止大国诸侯，竟下与犬羊之逆，用平行礼。不特亵渎衣冠，为中外所耻笑，且使各夷闻风效尤，等威莫辨，中国又何恃以为尊乎？……逆夷藐视中国官员，是藐视中国天子。窃恐平行者，争长之阶；争长者，倒悬之渐。”（沈衍庆：《请罢英夷和议书》，《鸦片战争文学集》下册，第1005页。）这些慷慨激昂的悲愤抗议，并未使他们渐趋麻木的中枢神经恢复活力。时人记载说：“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雨之禁。怡（良）奏英夷索还台湾已杀之俘。上曰：‘这个东西，不过又要我找些银子罢了。’盖以其未有大志，唯在图利而已。”（无名氏：《软尘私议》，《鸦片战争文学集》下集，第838页。）

　　魏源与这些人不同。尽管他仍然属于这个阶级，仍然没有完全超越“华夷之辨”的传统窠臼，但他反对恪守祖制的泥古不化，主张“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他鄙薄那些“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的愚昧统治者，嘲笑他们：“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都中吟》，《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77页。）连敌国坐落何地都弄不清楚，还有什么资格议战、议和、议守。

　　鸦片战争与《江宁条约》在民间激起更大的义愤。东南沿海地区劳苦群众纷纷拿起原始的武器，奋勇打击外来侵略者。但是，这些反侵略斗争大多由地主士绅领导，而他们的思想也仍然为忠君、爱国、宗庙、社稷之类陈腐说教所束缚，如《三元里等乡痛骂鬼子词》说：“向来英夷屡不安分，久犯天朝，昔攻沙角炮台，戕害官兵，我皇上深仁，不忍加诛，且示怀柔。乃尚不知感恩，犹复包藏祸心，深入重地，施放火箭，烧害民居，攻及城池，目无大宪。……是以饱德之义士佥助兵粮，荷锄之农夫操戈御敌，纠壮勇数十万，何怕英逆之义律不可剪除？水战陆战兼能，岂怕夷船坚厚？务使鬼子无只身存留，鬼船无片帆回国。”（《平夷录》卷三。）魏源重视民众的力量，特别是通过三元里之战认识到“义民可用”。他认为：“广东岸上力作之人与水中渔贩之人，其技勇皆欧罗巴人所不及，若挑练此等人为兵卒，可谓一等勇壮之兵。”（《筹海篇》二，《海国图志》卷一。）但是，他的头脑是清醒的，并不相信这些“义士爷爷”，“每人出钱十文，便足以造船只、修战具，灭尔等（指侵略者）有余矣。”他不仅反对“浪款”，而且也反对“浪战”，反对孟浪地拚命。他只是在“以守为战，以守为款”的前提下肯定“岂特义民可用，即莠民亦可用”，并非指望依靠群众自发反抗就会出现“诛尽英夷”的奇迹。因为他深知，从民族的总体来看，人心仍处于“寐患”之中。广东的“义民”、“义勇”并无明确的国家意识，他们的反抗与否多半取决于自己的家园乡里是否直接遭受损害。魏源曾经生动地记述，由于奕山等人率军抵粤后歧视残害当地人民，“粤民久不平，而英人初不杀粤民，所获乡勇皆释还，或间攻土匪，禁劫掠，以要结民心。故虽有擒斩敌人之赏格，无一应命。当洋兵攻城，居民多从壁上观。”南海义勇甚至因为有人被湘兵诬杀而大举哗变，与湘军相互仇杀。及至英军在广州郊区“日肆淫掠，与粤民结怨”，特别是由于英兵千余自四方炮台回至泥城淫掠，这才激起三元里一带民众愤起倡义报复。（《平夷录》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