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悱·讲画·变力——对外反应与中国近代化(5)

　　然而，维新派同样重视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并且理解物质、制度、心性之间的联系。譬如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在敦促皇帝“变法成天下之治”部分中，首先就陈述“富国之法有六”、养民之法有四，其内容大多属于物质文明层次。不过，他们紧接着便提出“教民”问题，着重指出：“小民不学，则农工商贾无才。产物成器，既不能精；化民成俗，迁善改过，亦难为治。”于是，他们要求改武科为艺科，各省州县遍设艺学书院。所谓艺学，实即科学，包括科技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并将“艺学”的“专门之业”，列为科举考试项目。同时他们还要求“讲求挽救”风俗人心，推广经过革新改造的孔教。至于严复倡言的民力、民智、民德与稍后梁启超鼓吹的“新民说”，无一不表现出致力于制度（侧重政治体制）改革的维新志士对于心性文明改造的热衷。

　　与维新派相比较，革命派在20世纪初年所要求的制度变革更为全面与深刻，可以称得上全面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孙中山从开始倡导革命之日起，便把建立民主共和国作为奋斗目标，而同盟会的纲领又包括了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同时，革命党人在浴血战斗的岁月，也没有忘记传播新知、改革教育与批判陈旧的封建传统文化。当然，也应该看到，在辛亥及其以前的十年的岁月里，革命派领导人的主要精力在于追求社会制度的变革，而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在其短暂存在的时期内更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把国民党的主要注意力转移到民生主义，其中当然包括社会经济制度变革方面的含义，但实际上却主要是倡导发展实业，亦即物质文明建设，特别是关系经济命脉与国家存亡的铁路建设。而稍后发表的《实业计划》，更全面制订了中国工业化的蓝图。但是，即令在强调物质文明最甚之际，孙中山也没有忘记心性文明之重要。1919年春定稿的《孙文学说》，卷一就是“知难行易”，以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一，并题名为《心理建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先热衷于用暴力改变社会制度的一批老革命党人，他们曾经激烈抨击梁启超等人的“民智不逮”论，而在多次暴力革命失败之余，现在也以大力启迪民智为己任了。

　　以上种种情况，说明理智的讲画比单纯的义愤，对于中国的救亡图存乃至近代化，起了更为切实的促进作用。至于物质、制度、心性三种文明层次的讲画，在不同历史阶段虽然各有所侧重，但由于三者之间固有的密切联系，因此必然有互相交叉、重合、渗透之处。这说明社会变革或近代化乃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指导革新的决策层必须有宏观的总体规划，然后才能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改革并且取得预期的成效。中国近代百余年来的几代革新领导者，由于民族危机与社会冲突的空前激化，常常在思想、组织、讲画都缺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被推到历史舞台的前沿，因此往往在实践的全局上没有清晰的章法，在潮流驱动下的随机应变，多于按既有的计划步骤前进，因此不断遭到挫折与失败。当然，历史一般都是在曲折迂回中前进的，不同时期的革新先驱大多走完了自己应走的路程，并且在不同侧面与不同程度上取得或多或少的成就。我们只能在充分尊重这些成就的前提下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把他们的不足与失误化为我们的历史殷鉴，任何简单否定前人成果的做法，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郑重态度。

　　三

　　至于“变力”，康有为在《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中讲得比较清楚：“呜呼！雷动而草木坼，其变力大者，其治功大。苍萌亿亿，皆草木也，待雷而坼，于以荣华，于以参天，彼得之变力，雷力也哉？宜其坼而荣华，而参天”。（康有为：《戊戌奏稿》。）变革需要力量，更需要力度，所谓雷力，就是特大力度的形象表述。用康有为的话来说，既危又弱的数百年一姓之国“宜鉴于斯”。

　　当然，追求变力者并非始自康有为。早在半个世纪以前，龚自珍呼唤“九州风气恃风雷”即是对于社会变力的追求，而且也是希望出现具有非凡力度的“风雷”。他在《尊隐》这一名篇中，寄希望于“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对于“山中之民”，人们往往给以许多现代意义的解释，其实无非是龚氏寄予希望的某种泛指的社会力量，亦即足以发动并推行改革的力量。在鸦片战争以前。这种力量还是潜在与微弱的，因而其形象也只能是模糊不清的。

　　很难把龚自珍看作是预言家，但他所呼唤的“山中之民”，却在十多年后崛起的太平军身上得到某种程度的印证。太平天国确曾具有“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那样巨大的社会冲击力量，如果与具有明确革新要求的社会群体相结合，未尝没有可能驱动中国比较有效地走上近代化道路。但是很可惜，当时屈指可数的维新思想先驱者对农民起义大都持敌视态度，而他们曾投身依附的洋务集团则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社会群体。因此，这个凭借广大农民奋起反抗而建立的天朝，仍然是一个未能摆脱农业宗法模式的守旧王朝，并且仍然重复了历次农民战争悲惨失败的结局。不过，也不能以虚无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这次农民大起义。太平天国的历史贡献，主要在于破坏而不可能在于建设。它以雷霆万钧之力冲击中国最后一个王朝，使其根基摇动而此后更易趋于土崩瓦解。也许历史对太平天国的要求正是以风雷狂飙激发神州大地的生气，使浑浑噩噩的人们从沉睡中惊醒。洋务集团利用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开始办起了近代工业，维新派利用太平军的余威敦促皇帝变法图强，而孙中山则公然以洪秀全继承人的姿态发动了辛亥革命。这就是人们所看得见的连锁反应。

　　由于充当了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干力量，洋务集团亦曾充当近代化载体这一历史事实往往容易被人们忽略。前面已经说过，早期的维新思想先驱为数甚少，他们如果不依附一定的政治集团，则只能局限于孤独的呐喊。及至19世纪60年代初年，农民起义与外来侵略的双重压力，促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图谋有所革新自强，于是洋务便成为一种潮流乃至社会运动。应该承认，走在这个潮流前面的乃是洋务集团，而一些维新思想先驱则是这个集团的成员。在洋务集团内部，大体上可以区分为四个群体。一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督抚群体，他们有兵、有权、有钱、有势，可以影响朝廷决策，并在自己管辖的省区内举办各类大型新式企业、事业。二是郭嵩焘、薛福成、马建忠等思想先驱群体，他们在幕府内外影响幕主，参与决策并鼓动舆论。三是华蘅芳、李善兰、徐寿父子等科技专家群体，由于他们已走出书斋与实验室，并被委以建厂、办厂重任，所以也可以说是技术官僚群体。四是盛宣怀，徐润、唐廷枢等经营管理者群体，这是一批应运而生的颇具开拓型、经营型气质的新起经济官僚。他们的作用极为重要，督抚群体的决策，思想先驱群体的观念，科技专家群体的聪明才智，都要经过他们的组织运营才能融为一炉，化为分布在各地的近代企、事业实体。

　　最早注意到洋务派这种集团力量的是容闳，他在1863年描述曾国藩幕府盛况说：“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4页。）到甲午战前，洋务集团以及与洋务事业直接间接相联系的各色人等，确已形成一股有相当声势的变力。但是，与庞大的顽固守旧势力相比较，这股变力仍然显得过于弱小，而且其本身又有很大局限。即以在洋务集团中起主导作用的督抚群体而言，真正具备近代头脑的人几乎还没有出现。按照熟知内情的郭嵩焘的说法，甲午战前堪称“洞悉洋务”的督抚只有三人：“合肥（李鸿章）能见其大，沈尚书（葆桢）能得其实，丁中丞（日昌）能得其精。”但是，郭嵩焘又批评他们未能超越“中体西用”框架，“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也。”情况很清楚：西方国家的文明进化，涉及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科学技术、文化学术、风俗习惯各方面的革新与进步。如果离开整体环境的变革，孤零零地去考求西洋军火，引进外国军事口令、阵法、条例，乃至办若干工厂，辟几条航线，那就只能造成“桔逾淮而北为枳”的悲剧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