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悱·讲画·变力——对外反应与中国近代化(4)

　　当然，从讲画的实践来说，又确实是从器物层次开始的；因为反侵略战争既然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发端，那么中国近代化以国防现代化迈开第一步也就是顺理成章。洋务运动初步的重点是军事工业，而且在历史上曾被称之为自强新政。据美国学者杭廷顿考察，这乃是许多落后的传统君主国的共同特点，而国防近代化必然要导致鼓励经济发展与工业化，扩大交通运输能力，提高教育质量，改革陈旧风习，促进公共卫生等等。器物文明的革新是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它不可能脱离制度、心性文明的相应配套革新；在任何国家，单纯追求器物文明的革新是不可能成功的。

　　洋务运动虽然不是历史上固有的名词，但它确实是一种社会运动，尽管在广度上与深度上都很有限制。军事工业的建立首先带动了原料（铁）与能源（煤）工业的兴起，继而又带动了交通运输、邮传电讯以及其它工商企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需要掌握科技知识以及管理现代企业的人才，这又必然要促使教育以及整个文化事业的变革与发展。所以，至少在上海等通商口岸，风气已经率先逐步开化。1880年傅兰雅曾说及他的在华观感：“今在十八省中所有新法新事已见流通，且显沛然莫御之势。要之，西国所有有益中国之学，中国必欲得之，盖华人已有饮泉思渴之心焉。”并且指出：中国人“明知学术一道，不在一国一邦，故虽视西人为夷狄之邦，亦乐学其有益于中国之事；惟必依中国之法以学，否则弃而不取。”（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傅兰雅对西学东渐之势估计未免过高，但“必依中国之法以学”的说法则大体符合洋务新政决策层的心态，实际上就是以“中体西用”为前提，“否则弃而不取”。甲午战前的洋务新政，无论是“求强”抑或“求富”，主要还是限于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在制度与心性层次方面的革新则是枝节与零碎的。

　　较早看出并指出洋务新政的局限与失误的有识者是郑观应。他于1884年在《南游日记》中说过：“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而效其用，所以事多扦格，难臻富强。”这已经是对于“中体西用”论者的公开挑战。及至经过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新政的内在弱点充分暴露，有识之士对“中体西用”的批判便更加激烈与深刻。1895年7、8月间，谭嗣同在《报贝元征书》中，从哲学高度把长期被颠倒了的道器、体用关系重新颠倒过来，论证了器为体而道为用，“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因此，他认为道器不可分离，器变道亦不能不变，中国有道外国亦有道。他深知“中体西用”论者最大的顾虑是怕被西方文明同化，即人们常爱说的“变夷”，所以又痛切陈述：“语曰：‘知己知彼’，先必求己之有可重，而后可以轻人。今中国之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夏’者，即求并列于夷狄，犹不可得，遑言变夷者？”（《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390—391页。）“夷夏之辨”本来是产生于中国文化高于四邻国家的优越感，现在落后到难以自立于世界各国之林，连并列于“夷狄”的资格都没有，还大谈什么“变夷”之不可，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

　　因此，维新派便越过洋务新政“求强”、“求富”的藩篱，正式提出全面变法的政治主张，从而把救亡图存的讲画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康有为向皇帝进言：“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言率由而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国交争，必至四分五裂。”（《公车上书记》。）这是以更为儒雅委婉的语言表达了谭嗣同的思想，驳斥了“变夏从夷”的迂腐成见。他们比较冷静、客观、准确地把握了国际局势的变化，并且把世情与国情结合起来提出器物、制度、心性联为一体的全面变法主张。这里所说的制度主要还只限于体制，并非整个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但既然是追求经济政治、文教体制的全面变革，那么从逻辑推论来说社会制度的变革也就是必将导致的结果。

　　有些论者把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都列为追求制度变革的层次，这种说法有所依据但也不尽准确。诚然，戊戌维新要变的法确实是各种制度（体制），包括与此相应的一系列政策法令。康有为撰写的指导维新变法的重要理论著作即以《孔子改制考》为书名，把孔子捧为改制素王、教主；而顽固派叶德辉等攻击维新派，焦点亦在于“康有为之徒，煽惑人心，欲立民主，欲改时制，乃托于无凭无据之公羊家言，以遂其附合党会之私智。”（叶德辉：《輶轩今语评》，《翼教丛编》卷四，第六页。）1897年初，康有为奉诏上疏“统筹全局”，阐明变法全盘部署，强调“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疏中所陈明治维新要义有三，第三条（关键的一条）即为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并具体建议在内廷设制度局，订立各种新章，下设十二局，实际上就是规划改革中央一级的政治体制。这与此前他所编的《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的思路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