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悱·讲画·变力——对外反应与中国近代化(3)
辛亥革命网 2011-03-14 00:00 来源：中华文史网 作者：章开沅 查看：
二
魏源说：“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愤悱属于感情层次，但含有理智成分并通向理智层次，而讲画则显然应该完全列入理智层次。魏源的思考与讲画并非始于鸦片战争，早在战前他即已“积感”于社会危机的日趋深重，但是，确实是外来侵略与民族危机促使他作更为全面而深入的思考与讲画。正如他在《圣武记叙》中所说的那样：“晚侨江、淮，海警飙忽，军问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除作40余万言《圣武记》外，又在林则徐《四洲志》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这部大著作。“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这可以看作是他的自我写照，也就是以后王韬所说的“‘师长’一说，实倡先声。”
人们常把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近代化的认识过程区分为三个层次或三个阶段，即：器物、制度心性。这作为总体的大略勾画未尝不可，但如考察个别人物的思想与实践，则很难作如此简单明快的分割，即以魏源首倡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言，他所说的“技”并非仅限于器物；因为，与“战舰”、“火器”并列的“养兵练兵之法”，即涉及军事的管理、训练、教育乃至人员素质的改善。而且，魏源并没有把“长技”狭隘地理解为单纯的技术或技巧，而是从更高的文化层次来求得铨释。他反对传统的“奇技淫巧”成说，公开倡言：“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海国图志·筹海篇》。）耳目属于感官，是感性认识的来源；心思属于大脑功能，认识进入较高层次即转化为理性。运用自然能源而达到“夺造化，通神明”的境界，这就绝非仅靠灵巧的手脚所能奏效，所以必须“竭耳目心思之力”来制造器械（包括制造器械的机器）。把“耳目心思之力”与“风气日开，智慧日出”联接在一起，这就已经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理论问题。
比魏源稍后的冯桂芬，继承并发展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他的《校邠庐抗议》一书中，除“制洋器议”而外还有“采西学议”以至“变科举议”、“改会试议”诸篇，这就把“师夷长技”扩大到引进西学更为广阔的范围。冯桂芬的“千古名论”（阔普通武语）是：“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校邠庐抗议·收贫民议》。）这里所说的法显然是泛义的，绝非只限于器法。因为他还曾指出：“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四不如”兼包技器，体制、心性三方面的革新愿望，且为30多年以后孙中山《上李鸿章书》所沿用。
推动洋务潮流的先驱者之一郭嵩焘，也是沿着从愤悱到讲画的路线前进。他总结鸦片战争以来反抗外来侵略的经验教训，认为单纯靠义愤与空言无补于艰危：“洋人之入中国，为患已深，夫岂虚憍之议论，嚣张之意气所能攘而斥之者？但幸多得一二通知其情伪，谙习其利病，即多一应变之术。”郭嵩焘从总体上来说并未超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但他比同时人高明之处在于认识到西学本身也有本有末，并非尽皆为末。其《条议海防事宜》即曾明确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贸。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把“造船制器”看作“末之一节”，把西方朝廷政教看作“立国之本”，这种认识当然是已经从器物文明层次进入制度乃至心性文明层次。循着这种思路前进，必将导致对于“中体西用”的否定，其后裘作桴把“中体西用”比喻为“牛体马用”，严复又将之发挥为“无异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马固不可得，而田垄之功又以废也。”（严复：《论教育书》，《外交报》第11期。）这都是把器物、制度、心性视为具有内在联系的一个整体，主张比较全面的革新讲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