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与黄埔军校

　　在胡汉民研究中，论者很少提到他与黄埔军校的关系。在有关黄埔军校的论著中，人们也仅是知道胡氏曾任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作过一次题为《军人的必要及军人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讲话。总的说来，因为胡汉民没有担任黄埔军校的实际工作，他与军校的关系，便不像蒋介石、廖仲恺那样密不可分。但是，胡氏作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之一，参与孙中山集团的决策，还一度代理大本营事务，所以，他便不免与军校有相当的关系。本文旨趣，是根据笔者所了解的资料，介绍一下胡氏与军校的关系，以补充以往相关研究之不足。

　　（一）

　　在孙中山集团中，有许多能文之士，举人出身而又曾留学日本的胡汉民，便是其中的巨擘。胡氏在一般情况下，属于秘书长一类的角色，军事非其所长。但在其早期革命生涯中，也曾参与或策划过多次反清起义，民初还担任过广东都督，然而，他本色仍然是书生。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后，有政治部一职，便是由胡汉民担任部长。在黄埔军校中政治部是按苏联军队的体制设置的，与中华革命党的政治部有所区别，但论其职能，恐怕是有近似之处。在孙中山的亲信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三人中，比较起来，还是胡氏有些军事阅历。不过，在黄埔军校成立的时候，军校（随后及校军、党军）的党代表却是选择了廖仲恺，而非胡汉民。孙中山为何作这种选择，实在值得探究。

　　早在1923年11月26日孙中山主持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时，即决定设立“国民军军官学校”，以蒋介石为校长、陈翰誉为教练长，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推定廖仲恺筹备。其时蒋介石访俄未归，廖仲恺任广东省长。1924年2月8日，蒋主持军校筹备委员会首次会议，讨论招生等事宜，10日议决向各省区招生名额。是月23日，蒋递上辞呈后返里，擅离职守，校务筹备会议由廖仲恺主持。蒋之辞职，原因是：一，不满孙中山未与他商量即任用鲍罗廷；二，对他所作的访问苏俄的报告不不予置评，严重不满；三，对他未被选为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未能进入中执监委领导机构，深感不爽；四，担心滇桂军阀对他不利；五，与苏联军事顾问关系不洽。此外，可能还有经费无着，不赞成使用俄人提供经费等问题。公开的意见是：“现非有改革决心，国党皆陷绝望。若能公开整理财政，革除市侩垄断财权（注：指杨西岩拒发军校开办费），并促展（堂）汝（为）回，则彼可回其意”。[1]经过孙中山一再电催及包括胡汉民在内的各方催促，并满足了蒋介石的要求（如以邓泽如取代杨西岩任筹饷局局长，许崇智[汝为]任粤军总司令，稍后胡汉民[展堂]任广东省长），4月14日，他才偕许崇智动身返广州，26日入校视事。5月3日，孙中山特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9日，特派廖仲恺为驻陆军军官学校中国国民党代表。6月16日，军校正式开学。对孙中山而言，军校领导人选，蒋廖配是最佳选择。廖仲恺为人随和，办事不分巨细，任劳任怨，事必躬亲。他经历孙文越飞谈判，军校款需，从一开始便是由他去筹措的。更重要的是，孙中山办黄埔军校，用苏军模式，聘苏俄顾问，使苏俄金钱，而蒋介石在思想上却反对联俄，若矛盾激化，学校便无法办下去。孙于是找了一副甘草，让廖仲恺当党代表。根据当事人的评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三人对联俄的态度是各不相同的。“最后（为）反对这件事的是 汪先生，他简直坚决地表示以为共产党徒如果羼入本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所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这个譬喻再精妙不过。廖先生对于这件事最赞成，他十分看重联俄，以为世界各国和中国都不能联络，我们在国际上正缺少朋友，现在俄国既诚心和我们联络，我们便不应该拒绝它的党徒。至于兄弟的主张，却介于汪廖两位先生之间。”[2]汪精卫变成“左派”，那是孙中山去世以后的事。就军校成立之初而言，廖仲恺无疑是当党代表的最合适人选，于此可见。何况，胡汉民的待人处事，他人也不无微词：“至于胡汉民，则确为一守正不阿、有为有守的君子。然胡氏器量亦极狭隘，恃才傲物，言语尖刻，绝无物与民胞的政治家风度。”[3]孙中山对自己的亲信知根知底，各用其所长，这就是胡汉民虽有军事阅历而还是任廖仲恺为军校党代表的原因。

　　（二）

　　国民党一大以后，胡汉民驻上海，为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之一。1924年5月13日 ，孙中山派汪精卫、[4]胡汉民、邵元冲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胡讲授党义（三民主义）。当时孙中山患病不能工作，需要疗养医治，电召胡汉民回粤，任总参议，代理大本营事务。6月16日，孙中山一行赴黄埔，出席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在孙中山讲话之后，胡汉民代表孙中山宣读训词。汪精卫则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祝词。训词后来成为军校校训、中华民国国歌。它的内容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先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5]从史料中未见载这件训词是由谁起草的，由于胡氏在军校讲党义，又由他代孙中山宣读，可以认为，训词反映了胡氏的思想，即使不是由他起草，也是经他润色的。

　　从1924年夏天开始，国内局势发生明显变化，孙、段、张三角反直同盟加紧进行，与控制北京政权的直系难免一战，孙方与陈炯明方面的谈判一直未断，与商团的关系却愈来愈紧张。孙中山为应付时局，筹划政治方针，在7月11日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以作辅助。该委员会以孙中山为主席，聘鲍罗廷为顾问，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瞿秋白、伍朝枢、邵元冲为委员。是日举行政治委员会首次会议，决定以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等九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14日，胡汉民对中执会提出并通过政委会对中执会之权限。胡氏此时在政、军两会均握大权，实为孙中山以下一人。

　　在5月13日决定胡汉民为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以后，胡氏对军校的政治教学曾起多大作用，蒋永敬著《胡汉民先生年谱》未见记载。《蒋介石年谱初稿》5月20日记称：“（该日）对军校第一期学生讲明在校须守校规，耐劳苦，务团结。”内称：“今天胡汉民先生所讲的话，正把本校这几天发生的弊病统统说出来了，至于军人的地位及其对于社会的责任，也都说得很明白透彻，你们各位统要仔细注意。”[6]这是蒋氏年谱中仅见的一条相关资料。胡氏这篇讲话，在1936年出版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七篇中部分地保存了下来，题为《军人的必要及军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全篇文字不太长，在这里不妨详加引录，以概见胡氏的治军主张。

　　胡氏说：“今天兄弟到校里来，看各位操练很有精神，非常欣慰。今天讲军人的必要及军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他认为，“中国现在军人横行，军人的不好达到极点，所以一般人都以为军人有不如无。这种怀疑并非社会本来感想如此，因为军人失掉本分成为变相，所以下这种批评。现在以军人为有枪阶级，以平民为无枪阶级，但是社会以平等为原则，如有阶级，障碍必因之而生。”

　　胡氏继而讲到“社会为什么要有军人”的问题。他说：“因为社会上事情繁多，非一人所能独做，必分工而作，互相辅助。这是社会成立必要元素。比如山上有猛兽来侵犯，我们为生存起见，不得不设法对付。但是一个人不能整天到晚对抗，必定要别人来替代的，军人就从此成立。当原始社会的时候，已经有军人的必要。”他又说：“后来军人自家不好，有名无实，不但无益于社会，而且有害于社会，所以社会对于军人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