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与黄埔军校(2)

　　对于眼前的黄埔学生，胡氏回顾了晚清民众对新军的厚望：“及新兵练成之后，其景象完全与前不同，社会上的感想也因之变迁，以为军国民精神是不可少的，对于军人不可不肃然起敬。当时受外国的欺凌日甚一日，国民受刺激之后义愤填胸，这种新兵是为国家尽义务的，所以与以前旧兵不一律看待。”但是，入民国以后，民众失望了：“现在北洋派军人有所谓奉系、皖系、直系的分别，并没有军人的精神。”什么是军人应有的精神呢？他说：“社会不信仰他们并非社会的麻木，军人必定要有精神。但是这种精神要能持久，并非一时兴奋就算有精神，所以勇字有血气之勇，义理之勇的二种分别。血气之勇是一时之兴奋，不久就要衰的；至于义理之勇，拿现在名词来说是很明白的，就是拿主义来代义理是最适当的。所以我们的勇是要有主义，如无主义就是血气之勇了。这血气之勇不但不能持久，而且有很多的流弊，所以我们军人的勇气是要有主义的勇才好。”他继而若有所指地讲到：“社会要求有正当军人的缘故，因为社会是分工而作的。譬如乡人聚居一处，外面强盗很多，必定要有防御的人方才能够安居乐业，否则如若军人不负责任，社会何必要有军人呢？更不如的军人不但不能负责，而且贻害百姓，这是更不得了，非赶走他不可。”他最后表示，“各位在校是很辛苦的，但是这种辛苦应该以快乐看待。”“要晓得本身的目的及本身的责任。要明白目的与责任，就当在这个短期内修养才好。”[7]

　　胡汉民的讲演实在新意不多，但他希望学生听众要有主义之勇，这还是正确的，当军人要为主义而战，这点与蒋介石的训诫相同。至于军校将用苏军模式去办学，胡氏对此知之甚少，不去讲它，这也是谨言慎行之道。以后胡氏是否还履行过哪些属于政治教官的职责，史料缺乏，无法了解。

　　孙中山热衷于三角反直同盟，到9月初，直奉战争即将爆发，5日，在大本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出师北伐，任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并任广东省长（13日就职）。12日，孙中山移大本营于韶关。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长，除了执行正常政务，支援前方，还需要处理商团问题。用“长于调和”的胡氏接手处理8月以来因扣械引发与商团的尖锐矛盾，本意在于避免决裂，消除劫难。据载，大约是10月4日，胡氏到韶关受命时，即向孙中山要求全权，尤不使鲍罗廷干预其事。孙中山答应了他。[8]

　　对于由胡汉民处理商团问题，孙中山在10月10日至14日之间的日子里，对胡汉民态度极为反常。11日，在广州成立革命委员会，孙以会长名义下令：“特派许崇智、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陈友仁、谭平山为革命委员会全权委员。聘任鲍罗廷为革命委员会顾问，遇本会长缺席时得有表决权。”革委会是用来对付商团和收回关余的。但是，此前在9日致函蒋介石告应即成立革命委员会，中国革命应以俄为师时，却曾说：“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仰，当然不应加入，于事乃为有济”。“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当汪列名革委会之后，12日孙致函胡汉民，令其将全权移交革命委员会，以便戡平叛乱，且谓“我为会长，兄不在列，留有余地也。”14日，孙即任命胡汉民代理革命委员会委员长，廖仲恺为秘书；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9]所有这些变化，都牵涉到胡、鲍关系，也涉及黄埔军校。

　　孙中山在下令组织革命委员会对付商团之际，也在9日下令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放弃黄埔岛，率军校学生去韶关，作破釜沉舟之计，进行北伐。当日，鲍罗廷来到黄埔，与蒋介石商讨革命委员会的人选问题，鲍不欲使胡、汪参加该会。蒋不以为然，立即上书孙中山，必欲使胡、汪加入，否则宁可暂缓组织。同时，放弃黄埔岛，也是出自鲍罗廷的主张。1927年，“清党”事发，胡汉民回忆说：“当时我们只管商量解决商团的办法，鲍罗廷却慌张得很，一面主张把黄埔军官学校搬往韶关去，免得受商团的影响；又说：‘要解决商团，各军都不能用，只有叫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去冲锋，各军都希望商团发作起来，好乘机占领广东，大本营的命令已不行了，糟得很了！’他好像要将黄埔学生来做牺牲品，造出种种胆小而且胡闹的话来，摇撼别人的意志。幸而我们都不大理他，究竟照着兄弟等的办法，”“一致服从政府的命令，讨伐商团，一夜之间，便完全解决。鲍罗廷后来见面，很觉得出乎他的预料之外。我曾经安慰他道：‘你虽然是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可是你不曾将整个的对象充分的分析了下来批判。我们不是能干，实在是因为你是外国人，不懂情形。’”[10]

　　关于鲍罗廷反对胡、汪二人列名革命委员会之事，有蒋介石、孙中山二人往来函件可资参考，[11]无庸多辩。对于胡，蒋氏以为是鲍对胡“成见太深，难以相处，而乃必欲将季新（汪）亦一并去之，未知其果何意，此中（正）期期以为不可也，否则不惟以后进行诸多阻碍，而内部亦立召纠纷。”蒋介石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在孙离开广州后，胡氏为后方留守之第一人，若权归革委会胡氏却不在其中，群龙无首，内外交困，毋乃自取灭亡之道？这个顾问的馊主意，起初却为孙氏所接受，命令再颁，终于悛悔而任胡为革委会委员长，名正言顺，方有14日胡氏下令镇压商团之事。洋顾问不能不用，亦不可重用，鲍罗廷、李德辈之行事，往往如此。

　　至于讲到胡、蒋反对鲍罗廷建议孙中山将黄埔军校搬往韶关，将学生、军械一并迁出，放弃黄埔岛，以及鲍罗廷不信任黄埔学生军以外各军，而让三千学生军去镇压商团之事，前者事诚有之，孙蒋之间函电交驰，促蒋实行，甚至认为留在广州有“三死因”，非离开广州北伐，绝无出路。这放弃黄埔岛的主意是否鲍罗廷出的，除胡氏回忆外，别无佐证。但是否经由鲍顾问出主意后孙氏下决心，发纵指示，这点并不太重要，无论如何，命令是孙下的。平情而论，它是完全错误的——在未解决商团纠纷，未敉平陈炯明势力之前，没有一个后方基地而昌言北伐，顶多是追跡卢循、黄巢、李闯、石达开而已。应当说，胡汉民反对放弃黄埔岛，亦即保护国民革命根据地，是正确的主张，宜加肯定。

　　孙中山北伐带走了部分军队，在广州属于胡、蒋可供调遣的，还有警卫军、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飞机队、铁甲车队、兵工厂卫队、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学生及黄埔学生军。当北伐军尚未从韶关调回而又拒绝黄埔学生军以外各部队去镇压商团，真是孤注一掷了，它实际上是一种纯之又纯、革之又革的赌徒心态。且不说这八支部队均属大本营可以调遣的部队，即李福林、魏邦平之类的广东地方武人，作为黄埔学生军的友军总是可以的吧？所以，如果鲍罗廷建议的后者即仅让黄埔学生军单独去镇压商团，其他部队则作壁上观，这种情况的出现，大概是当时仍属友军，但却心怀异志的杨、刘一伙所乐见乐闻的事。镇压商团是成功了，当然代价也不小。胡汉民做这次讲演，是1927年5月16日，在宁系北伐军总司令部高级军官宴会席上说的，当时是“四一二”之后，“七一五”之前，虽已宁汉分裂，除了孙、廖已去世之外，其他当事诸人均仍在两大营垒中。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胡汉民编造历史，迄今也未见有人对此说表示怀疑。因此，可以认为，当时胡汉民与蒋介石反对鲍罗廷主张仅用黄埔学生军去镇压商团，是正确的态度，它既使拟议中孤军应敌的黄埔学生军避免遭到严重伤亡，也使14日的行动得以胜利结束。以上两端，乃系黄埔军校之幸。

　　1924年10月，在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北方局势丕变。孙中山决定应邀北上，共商国是。行前，孙中山命谭延闿全权代理大本营北伐事宜，命大本营总参议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并负责肃清东江。11月13日，胡汉民等人送孙中山一行至黄埔，珍重道别。

　　孙中山北上之后，陈炯明久静思动，于12月中旬赴汕头就“救粤军总司令”职。胡闻讯，乃召集师长以上将领会议，成立军事委员会，筹划东征。1925年2月1日，黄埔校军开拔。至12日，广九路之敌全告肃清。15日克淡水。胡汉民接校军司令蒋介石、粤军总司令许崇智16日致孙中山的捷报后，于19日回电蒋氏云：“我军将士忠勇奋发，迭摧悍敌，斩获甚众，无任欣慰。而尤于教导团军纪之肃，战斗之勇，出人意表；训练未久而得此良好成绩，固征吾党主义灌输之力，益显兄等平日训导之功。今者，逆敌实力，丧失已过半，肃清东江，计日可期，敢为我党前途预贺。总理连日得捷报，精神为之一振！特嘱奖励，并闻。汉民。皓。”[12]根据1925年5月17日广州《民国日报》报导，孙中山逝世前两日（3月10日），他在弥留中听到身边同志报告说，粤军、黄埔教导团已打下潮汕，乃谕：“要电告汉民，不可扰乱百姓。”13日，以孙中山去世，代帅胡汉民下令军校下半旗致哀，停止操课，留校学生一律臂缠黑纱以志痛悼。为避免影响前方军心，东征军前线秘不发丧。至21日，校部行营始接胡汉民来电，告知一切，然后有兴宁举丧之礼。4月14日，教导团（校军）改称党军，以廖仲恺为党代表。5月13日，受代帅胡汉民指派，廖仲恺赴汕头，与蒋介石、许崇智等具体商谈讨伐杨希闵、刘震寰计划。19日，党军在梅县东较场开班师回省会。留守学生队、入伍生队协同回师党军，并与粤军等部队，于6月12日平定省城的杨刘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