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后的“洪门民族主义”论说(2)

　　那么，种族抗争、民族主义是否天地会的“真精神”？天地会自己的口号是“反清复明”，但其具体表述有一个形成过程。“明王”的形象由来已久。根据许理和（Erik Zürcher）关于月光王子信仰的研究，“明王”这一术语最晚在隋末即已出现。形成年代不晚于594年的《普贤菩萨说证明经》提到“天出明王，地出圣主，二圣并治并在神州”，“明王、圣主俱在化城”。在同一时期的《首罗比丘经》里，救世主被称为“明王”“明君”“月光明王”，并提到申酉年末世灾劫来临时只有“阳州”“柳城”等少数几个地方可以避难。不过跟弥勒信仰不同，月光王子信仰从未发展出自己的政治企图，从未启发任何叛乱运动。马西沙等人认为，摩尼教光明神崇拜与弥勒信仰逐渐相互交汇，最晚至元末，已经形成具有反叛倾向的民间宗教，以及“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谶语，对明清时期各民间教派有很大影响。田海（Barend J.Ter Harr）进一步研究后发现，从雍正七年（1729）广东恩平的李梅事件开始，民间宗教中的“明王”形象与朱姓皇室之间的联系变得非常清晰，乾隆十五年（1750）前后马朝柱起事（田海的研究表明它属于民间宗教而非天地会案例），甚至采用了“兴明”的提法，不过仍旧与末劫救世模式相连。嘉庆二年（1797），白莲教起义军在陕西兴安府张贴布告，内有“兴汉灭满”“汉家”“真明天子”“大明之脉绪”“大明之故民”等字样。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确切资料，天地会创立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起初尚未表达明确的政治纲领。乾隆三十四年（1769）天地会李少闵、蔡乌强捏造“明朝后裔”，使用“大明”字样，纠集人员准备起事，未及发动即被查获。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利用天地会在台湾发动大规模起义，使用的盟书誓词内有“明主传宗”字样。大约在乾隆末期、嘉庆初期，天地会当中开始出现复明与反清两个意思结合在一起的表述。嘉庆十三年（1808），广西来宾县查获天地会成员颜亚贵此前传授给颜超的《桃园歌》，其中提到“复明去清”“夺回真主江山”。三年以后，广西东兰州查获一份完整的天地会文书，内有“兴明绝清”，“清该绝”‘“明在兴”，‘“绝清”“复明”，“扶明绝清”，“去清复明”，“扶明灭清”等字样。此后，这类说辞屡见于天地会文书，特别是其中跟仪式过程有关的诗词、对联、对白。

　　“反清复明”口号的形式化特征颇可留意。田海研究发现，这一口号形成之后，依然深受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影响，“在三合会知识当中，清朝鞑子被视为恶魔，将以驱邪工具与之战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时期华南天地会的仪式及相关诗文对白呈现出明显的戏剧化特征。举行结会仪式称为“开台”“登坛演戏”“做戏”，会员出席仪式称为“看戏”，或称“去睇戏”。曾与会党发生过密切关系的孙中山留有这种印象：“洪门之拜会，则以演戏为之。”田仲一成将天地会的仪式与民间演剧特别是《安邦定国志》进行了比较。田海进一步分析认为，三合会采用“戏”这一术语而非“法”“科仪”“仪”“礼”“会”“法事”“［做］事”等传统术语来指称自己的仪式，其中别有深意，说明“那些创造了三合会知识的人将自己的仪式当成了一种戏剧形式，甚至使用戏剧方式来举行其仪式”，其中不无对于日常生活的“程式化的夸大”。在戏剧化的仪式场景下，类似于戏剧台词的诗文包括反清复明说辞的运用，与其说是为了宣示某种具体的思想观念，还不如说是为了在形式上愉悦会众。类似的，天地会内部流传的西鲁故事，也是采用了明清时期广为流传的岳飞故事、杨家将故事等大众文艺的戏剧化叙事结构，形式上体现了充分的抗争理由，即“蒙冤—怀恨—报仇—造反”；如果说其背后有什么思想观念作为支撑的话，那么主要还是两千年来主流的天命意识形态，而非华（汉）、夷（满）之辨。咸丰年间广东天地会起事，虽然直指满人为“夷虏”，但其起事理由仍然是天道：“兹尔清国……今失其道，废弛纪纲……以致天下鼎沸，民不聊生。我主禀德，自天应时御世。”

　　从实践来看，天地会发动的大规模起事，其实质诉求是皇权竞逐，即会簿中反复表达的“争天下”“打江山”“登龙位”“分豪土”“封公侯”。乾隆年间台湾林爽文起义，性质并非满汉矛盾引发的种族斗争，其文告中尚未提到“反满”内容。林爽文以“顺天行道”为号召，以“剿除贪（官）污（吏）”为目标，自称“顺天（大）盟主”，初以“天运”纪年，后来改为“顺天”纪年。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两广天地会起事风起云涌，出现了许多称王、建政的事例。以陈开为例，咸丰四年（1854）在广东发动天地会起事，“称元帅，呼都督，自封自增，横行无忌”。咸丰六年（1856），陈开等人在广西建立大成国，改元“洪德”，自称“镇南王”，后又改称“平浔王”，其余各部首领分别称“平靖王”“平东王”“平西王”“平北王”，王以下称公、侯、元帅、司马等。各王分头前往各地扩充势力。“平靖王”李文茂势力壮大之后，又试图独自称帝，另行设立丞相、都督、将军等官职。在这样的反抗行动中，无论“反清复明”还是“顺天行道”，都只是一个幌子。小规模的天地会起事，则往往意在抢劫得财，跟反清复明也没有实质关系。光绪末年，广西再度爆发一波天地会起事大潮，虽然总体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但以游勇、游民为主体形成的众多帮、股，单支规模多为几十人至数百人不等，千人以上的大帮很少，而且以分股活动为主，缺乏有效联合，因而游走性质极强，各自“据寨扬旗，攻城略地”，“走州过府，四处就食”。到了20世纪初，欧榘甲以及后文将论及的孙中山、陶成章努力从洪门发掘种族斗争这一实质性的思想内涵，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实质性的思想内涵在洪门那里几乎荡然无存。因此，如果着眼于实质性的思想内涵，那么“反清复明”实际上是一个形式化或者“空心化”的口号。

　　在以往的研究中，反清复明说辞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民族观念的表达。这种方式实际上模糊了传统观念与近代概念之间的区别，既不利于准确理解天地会的自我表述，也不利于探讨近代民族概念和民族主义的演变。“民族”一词在古代中国虽已出现，但使用不多，大体与“族类”一词相当，但其内涵十分不确定；“民族”作为一个近代概念，直至19世纪30年代才开始萌生，此后又经历半个世纪的沉寂，戊戌维新时期受日本汉字新词对译西文用法的影响，作为nation的译词开始在汉语中流行。在此之前，“族类”是中文语境里的主导性概念。“族类”最初主要指依据血缘、世系划分的宗族，最著名的表述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语见《左传·成公第八》）；后来的区分标准转向语言、习俗、文化、制度、伦理等人为因素，特别是以“礼”为核心的典章制度和治理秩序，挪用孔子的经典说法来表述就是“有教（则）无（族）类”。对于洪门而言，“反清复明”说辞背后的概念工具显然不是“民族”，而只能是传统的“族类”。而且在洪门那里，“族类”观念较少通过抽象的概念或者范畴得到明确表达，多为具象的反映，即隐隐约约的“明”与相对具体的“清”之间的对立。

　　从政治层面来解读天地会的“反清复明”说辞，将它等同于民族观念的明确宣示，甚至强调民族斗争是天地会固有的传统，从而在客观上将这一形式化的口号“做实”为民族主义，这恰恰是20世纪初革命者的做法。欧榘甲虽非革命派，却是这方面的先行者。出于联络秘密社会这一目的，他宁愿忽略其实际状况，不无勉强地将“排满”“复汉”说成是秘密社会的“遗意”“真精神”。他使用了天地会自我表述中较少使用甚至闻所未闻的一系列抽象术语，既有“族”“类”“种”这些相对传统的范畴，也有“民族”“民族主义”“民族政治”这样的新概念。由此，他在天地会旧有的“反清复明”说辞与20世纪初的种族革命话语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开启了将前者置于后者框架之内进行历史化、理论化处理的思路。

　　三、“洪门民族主义”的彰明

　　革命派代表人物孙中山，不仅希望从洪门中发掘“民族主义”，也尝试以民族主义改造会党。

　　早在1894年，他就组织兴中会，积极联络会党发动反清暴动。1903年底至1904年初，为争取华侨支持，他在刊布于檀香山的公开文告中提到，康、梁保皇派“去同族而事异种”，“失身于异族”；“革命与洪门，志同道合，声应气求，合力举义，责有应尽”，而不像保皇派那样“欲暗改洪门之宗旨，而令洪门之人以助其保救大清皇帝”。孙中山在这里没有直接点明洪门宗旨，但行文中暗含如下逻辑：洪门宗旨=种族斗争=革命。他之所以使用这样的说辞，显然假定这种逻辑对于洪门成员来说不言而喻。为联络会党，孙中山还于1904年初在檀香山加入洪门。随后他前往美国本土，在旧金山致公堂首领黄三德陪同下奔走各地，试图动员洪门支持革命。他观察到，“此地洪门之势力极大，但涣散不集”。为此，他试图对洪门进行改造，为旧金山致公堂起草新的章程，明确指出洪门宗旨在于民族主义，且须力图振作：

　　原夫致公堂之设，由来已久。本爱国保种之心，立兴汉复仇之志，联盟结义，声应气求，民族主义赖之而昌，秘密社会因之日盛……惟是散漫四方，未能联络一气，以成一极强极大之团体，诚为憾事。近且有背盟负义、赴入歧途、倒戈相向者，则更为痛恨也。若不亟图振作，发奋有为，则洪门大义必将沦隳矣！

　　欧榘甲较早提示了“民族”“民族主义”的观察视角和解释思路，只是没有明确将洪门与民族主义直接联系起来。孙中山则明确采用“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将“洪门”与“革命”“民族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洪门民族主义”话语由此得到彰明。

　　革命派的民族主义解释，确实对会党产生了影响。孙中山后来回忆说：“当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门之人初亦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复明何为者，彼众多不能答也。后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数年，而洪门之众乃始知彼等原为民族老革命党也。”不过，孙中山以民族主义改造会党的成效并不明显。1907—1908年间，革命党利用三合会在两广、云南发动一系列起义，但许多人仅仅作为雇佣军受雇而来，一旦说好的军饷不能按时到手，便不再听从指挥。1909年4月，孙中山在一封给同志的信函中指出，会党中人良莠不齐，有的“爱财忘命”，“日以行劫为事”，革命党人需要小心提防，以免受其牵累。海外洪门的改造也不理想，直至1911年7月，孙中山仍在抱怨：

　　金山致公总堂，虽系洪门，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然向多老朽顽锢，向无进取之气，故尝与吾党之少年勇进之辈积不相宁，数月之前犹大反对同盟会之筹饷。美国华侨十居八九为洪门之徒，致公总堂一反对筹饷，则虽热心革命者亦不敢前。

　　1910年初，光复会重要领导人陶成章的《教会源流考》一文，由章炳麟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的教育今语杂志社公开刊印。当代学者注意到，陶成章显然研究、参考过欧榘甲的《新广东》。跟欧榘甲和孙中山一样，陶成章也从种族斗争立场来解释秘密社会的兴起原因和宗旨。他甚至像欧榘甲那样，把天地会创始者具体指认为郑成功。但在陶成章那里，门类众多的秘密社会被归并为白莲教和天地会两大体系，且二者被置于连续的民族抗争传统当中。他援引20世纪初年经由日本传入中国并且短暂流行过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声称中国人的先祖本由西方迁入，富有“保种自卫之思想”，历代蛮夷戎狄“异种人”，均“未能为吾族之害”，然而宋代及明末却两度“蹈亡国覆族之惨”，“夫以数千年文明之种族，忽然受制于犬羊，其反抗不服之心，要必在在皆是。虽然，欲行反抗，必非一手一足之所能为，而于是秘密团体之组织于以兴也”。

　　陶成章勾勒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反对政府之二大秘密团体”：一为白莲教，即红巾，盛于北方，又派分出闻香教、八卦教、神拳教、在礼教、斋教、安庆道友等“教门”；另一为天地会，即洪门，盛于南方，又派分出三点会、三合会、哥老会、庆帮、江湖团等支流。“所谓教，要皆取法白莲，所谓会及党，要皆写影洪门，非均能有别出之心裁也。”他清楚地宣称：“白莲教初立之本意，本在驱逐蒙古，虽借宗教为惑人之具，而其间实含有民族主义也。”天地会则承白莲教余绪而起：

　　明室内乱，满洲乘之，再蹈亡国之惨。志士仁人，不忍中原之涂炭，又结秘密团体，以求光复祖国，而洪门之会设焉。何谓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故又名天地会。始倡者为郑成功，继续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洪门中之兄弟，写“清”必作“氵月”，是谓清无主……凡写“满”字尽作“氵雨”，称之曰满无头。若是乎，我祖宗仇满之心，固深且切，而无以复加者矣。为子孙者，奈何其忘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