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后的“洪门民族主义”论说(4)

　　在平山周那里，天地会、三合会、哥老会（具体包括红帮和青帮）都属于反清复明的政治组织：“白莲会诸派，均附托于宗教，犹不免暗昧之习。及三合、哥老会之起，盖仅袭宗教仪式，其目的始纯然为政治思想，而为完全之秘密社会矣。”他依样叙述天地会的起源传说，并且跟斯丹顿一样，判断天地会创立于康熙十三年。关于三合会的历次反政府活动，平山周同样沿袭斯丹顿书中的内容，然后添入1898年广西李立亭、洪振年起事，以及1900年广东郑士良与兴中会首领孙逸仙合谋举事的内容，且认为三合会的宗旨“始不过反清复明，自孙逸仙变化其思想，至易而为近世之革命党”。斯丹顿没有涉及哥老会，平山周则予以详细介绍。他提出哥老会创立于乾隆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大盛，具体包括红帮和青帮，但不包括黑、白帮；哥老会“皆以赌博盗劫为业”，“然其本旨则在复仇，其理想则为侠义”，“不害良民，惟袭劫不义之豪富与不正之官吏”，“宗旨与三合会无异，亦不过反清复明而已”。

　　平山周该书汇集了此前中西方人士关于中国秘密社会的大量信息，这让革命派眼前为之一亮。章炳麟高度评价该书对于开展会党工作的参考价值：“会党各为部伍，符号仪式，所在互异，其人往往不相闻知。今欲集合会党，非直因成法利导之也，又将参而伍之，去其泰甚，补其缺遗。不有是书，将何以遍照哉！”宋教仁也有类似的感觉：“异哉！读支那历史，自秦汉以降，上下二千年间，革命之事，殆居十（之）三四，盖未尝不与秘密结社有因果关系也。”

　　平山周该书信息丰富，却没有讲清楚天地会、三合会的“反清复明”究竟是什么性质。章炳麟和宋教仁为该书中文版所作的序言弥补了这一欠缺，刚好与平山周的正文互为呼应。章炳麟拈出平山周关于天地会与白莲教性质有别的观点，并且清楚地点明天地会、哥老会的种族斗争宗旨：元末白莲教“兼为种族”，天地会、哥老会则摆脱宗教宗旨，“专务攘除胡貉，而与宗教分离……值穷饥则恒心少，起为盗贼，尤可原也。又乃诈伪接构，自相残杀，其行义又不逮白莲”。为了彰明天地会的种族斗争精神，章炳麟还不忘提及郑成功：“是时郑成功在台湾，闽海之滨，声气相应，熊开元、汝应元皆以明室遗臣祝发入道，故天地会自福建来，其后乃有哥老、三合。”章炳麟与陶成章熟识，又是刊印《教会源流考》的当事人，他显然读过陶成章该文。他这篇序文采择《教会源流考》的视角和观点，同时接过斯丹顿、平山周的话头，将东西方的洪门论说连接起来。宋教仁的序言同样着眼于“洪门民族主义”的阐发：

　　明遗老逸民，思攘夷大义为虏埋没，则相与结合诸党会，冀存微旨，以收功将来，是三合、哥老之名所以始。厥后初作难，发于台湾，川湖陕扬导之，太平洪氏用集大成，光复之声果不泯坠也。盖革命事重大，非预为酝酿，郁积久之，不克自发抒者。而攘夷大义，非徒外铄，尤需有所载之以为播殖也。

　　与欧榘甲、陶成章和章炳麟不同，宋教仁的表述跟孙中山更加接近，不谈郑成功，仅称天地会由明朝遗老逸民创立，着重指出秘密结社在承载和传播种族革命思想方面的贡献。

　　中文版《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书在中国产生了持续影响。该书白莲会、三合会两章，以及哥老会一章的部分内容，曾经以《中国秘密会党记》为题，刊载于1912年4月1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8卷第10号，作者署名为“古研氏”，正文前亦有桃源逸士（即宋教仁）撰写的序言。该书出版两个月后，即为上海青帮头目应夔丞征引，后者为成立中华国民共进会，呈文沪军都督陈其美，其中提及平山周该书的内容：

　　前清时代，有所谓秘密结社，其团体甚大，结会甚坚，昭昭在人耳目者，当以青洪帮及公口为最。盖其创始之时，抱纯一之旨，反对异族，光复汉家……虽无革命之新名词，实为排满之真种子。读日人平山周氏所著《中国秘密社会史》，虽语焉不详，其略尝闻之矣。

　　1917年，徐珂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清稗类钞》，其中《会党类》的绝大部分内容，比如关于天地会、三合会、哥老会以及龙华会、兴中会、同盟会等清末革命团体，均袭自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客观上将平山周该书的内容进一步传播开来。至1927年7月，平山周该书已经在商务印书馆印行第6版。1934年8月，商务印书馆又出版该书的“国难后第一版”，并将它纳入《史地小丛书》之列。罗尔纲为该书撰写书评，称赞它“到今天还是一部重要而新鲜的著作”，“尤其是关于洪门三章，却是一部最可宝贵的史料”。

　　五、“洪门民族主义”的定型

　　进入民国以后，“洪门民族主义”在孙中山那里得到集大成式的表述。他虚化具体史事层面的叙述，既撇开陶成章以来关于白莲教的拉扯，又抛开欧榘甲以来关于郑成功始创天地会的说法；他仅将天地会的创立背景设定为明末清初的抗清运动，将天地会创立者设定为明朝遗民，而将叙述重心设定为天地会的宗旨和功能——保存和传播民族主义。由此，洪门、“反清复明”与“中国的民族主义”或者“民族主义根苗”之间被清楚地画上等号，民族抗争被视为天地会固有的政治“基因”，“民族主义”俨然成为天地会的基本诉求和悠久传统。

　　早在1911年底，孙中山返国途中接受巴黎日报记者采访，即提到辛亥革命的民族主义性质以及会党与革命的关系：

　　此次革命主因，须于民间不平之点求之。满洲入关，屠杀残酷，其恨盖二百六十余年如一日也。加以满人皆享特权，遂至懒不事事，精神形体两不发达，至今皆成废弃。民间以种恨之深，秘密结社极多，专以灭清复明为惟一之目的。近二十年，革党始起，而与各种秘密结社连合，其力乃横决而不可当。

　　1919年，孙中山出版《有志竟成》一书，明确宣称：

　　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借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也。然其事必当极为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觉也。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发表“民族主义”系列演讲，再次明确提到：

　　康熙末年以后，明朝遗民逐渐消灭，当中一派是富有民族思想的人，觉得大事去矣，再没有能力可以和满洲抵抗，就观察社会情形，想出方法来结合会党……那些有思想的人，知道了不能专靠文人去维持民族主义，便对于下流社会和江湖上无家可归的人，收罗起来，结成团体，把民族主义放到那种团体内去生存……所以满洲二百多年以来，无论是怎样专制，因为有这些会党口头的遗传，还可以保存中国的民族主义。

　　至此，“洪门民族主义”得到了完整的表述。

　　“洪门民族主义”在民国初期的定型过程，也伴随着跟会党告别的意图。在“后革命”时代，此前出于破坏目的、曾经跟秘密结社有过密切联系的新政权的掌握者（不管是革命派还是其他派别），此时出于维护秩序、巩固统治的需要，都有必要跟秘密结社“切割”。值得注意的是，与早前动员秘密结社一样，此时他们用来跟秘密结社“切割”的理论工具，仍然是“洪门民族主义”。

　　1911年12月，曾经重用过会党头目的江西都督马毓宝，发布解散洪江、哥老、三点等会党的布告：

　　现在汉族光复，响应者已十有八省，凡属军民，皆我同族……嗣后同胞各界，务须破除党见，和衷共济。所有前项各会，应刻日一律解散，并将票布自行销毁，不得稍有私藏。自布告之后，倘再有私立党会、散卖票布情事，则是不明大义，甘为匪人，一经本府查出，定以军法从事，与受同科，决不宽纵。凛之！慎之！切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