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后的“洪门民族主义”论说(5)

　　1912年2月，云南军政府都督蔡锷发布“劝禁结盟拜会”文告，同样从民族主义角度来解释秘密结社的历史和自己此前倡设秘密结社的动机：

　　哥老等会之缘起，实肇自明末之郑成功，不甘以异族蹂躏中原，故结盟拜会，倡义集合，冀图恢复……其联合同党，翦灭胡人之心，固未可湮没也。本总统抚今追昔，毖后惩前，故于归自东灜，参预军事，即倡设同志会，以期同心戮力，克迪前光。

　　不过，这番话不是为了表彰秘密结社的历史贡献，而是为了说明秘密结社纯为排满这一特定目标而设，现在目标既已实现，秘密结社也就失去继续存在的理由：

　　拜会之手续，实为排满之机关，在昔日为有病之呻吟，在今日则为无病之狂易……兹国仇己复，民贼己除，更无构难时期，渐享自由幸福。此后宜抱持国民主义，各思同仇敌忾，以与异己者周旋。切勿自相猜嫌，仍沿拜会之旧习。自出示之日起，凡以前所有各会名目一概取消。

　　1912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公开发表演讲，敦促洪门主动顺应时势变化：

　　洪门所以设会之故，系复国仇，倡于二百年前，实革命之导线。惟现下汉族已复，则当改其立会之方针，将仇视鞑虏政府之心，化而为助我民国政府之力。我既爱国，国亦爱之，使可以上感下孚，永享幸福，此求自立之真谛也……人贵自重。须知国无法则不立，如其犯法，则政府不得不以法惩之。

　　1914年11月，出于反袁斗争的需要，孙中山尝试过再度动员洪门，但他的立场很清楚：秘密结社时代的斗争乃是“种族革命”，现在是“政治革命”时代，应该堂堂正正，因此洪门也应破除门户，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的支部。1919年1月，孙中山对于会党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这个问题给出明确答案：

　　清世秘密诸会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主义虽甚普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其于共和革命关系实践，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庶界划井然不紊。

　　1924年孙中山演讲的民族主义除了阐发“洪门民族主义”，也提供了对于会党的平衡性的看法。他指出，洪门人士其实大多并不理解、更没有去贯彻“反清复明”宗旨：

　　华侨在海外的会党极多，有洪门三合会，即致公堂，他们原来的宗旨，本是反清复明，抱有种族主义的；因为保皇主义流行到海外以后，他们就归化保皇党，专想保护大清皇室的安全，故由有种族主义的会党，反变成了去保护满清皇帝。把这一件事看来，便可证明中国的民族主义完全亡了。

　　至此，革命派与会党“切割”的立场清楚无疑。他们之所以仍然（甚至比以前更加）强调秘密结社的“民族主义”，显然是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切割”之举。将会党的宗旨界定为民族斗争，则自己此前联络会党，即有时代合理性；而现在取缔会党，亦有现实合理性。

　　某种意义上，曾经的革命派此时也试图跟自己早先的“种族/民族”概念告别。当年出于排满革命的需要，他们事实上倡导了一种狭隘的民族概念。而清廷瓦解之后，在国家重建的过程中，多族群并存的事实、族群关系亟待整合的现实形势，要求他们告别狭隘的“种族/民族”概念，转向一种侧重于族群并存及融合的宽泛的民族概念。这样一种宽泛的民族概念的可能性此前早已呈现出来。戊戌时期及20世纪初年，“民族”一词开始在汉语中流行之时，即已不同程度地包含以“国民”作为民族之政治基础这一内涵，由此逐渐发展出一种强调国民、政治等建构性要素的“民族”概念，以及一套以“国家”为认同对象的民族主义论述。

　　进入民国以后，孙中山努力“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也就是“中国民族”。这种结合而成的民族/民族主义，显然是一种基于国民、国家、政治等建构性因素的宽泛的民族概念和民族主义，孙中山偶尔将其表述为“国族”“国族主义”。不过“国族”“国族主义”在孙中山那里使用得并不多，其内涵仍然多用“民族”“民族主义”来表达。

　　但是，跟狭隘“种族/民族”概念的告别又是不彻底的，民族主义话语当中宽、狭两种民族概念仍然彼此纠缠，这在孙中山自己身上即有明显的体现。1924年他在广州讲演民族主义，仍然延续了辛亥革命期间的狭隘民族概念，坚持将民族与国家区别开来。他认为，“民族”是“由于王道自然力结合而成的”团体，所谓自然力包括“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五种力量，它们是“天然进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来的”，“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的便是国家”。这种狭隘的民族概念，显然跟他所说的“国族”意义上的宽泛民族概念不是一回事。这样，“民族”一词在孙中山那里有时指狭隘的民族概念，有时又指宽泛的民族概念，而且经常没有明确交代，很容易让人产生概念混淆之惑。

　　革命派采用“洪门民族主义”跟会党“切割”，反而在客观上促进了“洪门民族主义”的进一步传播。“洪门民族主义”的社会影响，由清末著名小说《孽海花》的后续增补情况可见一斑。1928年，《孽海花》新增第29回《龙吟虎啸跳出人豪燕语莺啼惊逢逋客》公开刊出，文中糅合了欧榘甲、孙中山的论述：

　　其时［郑］成功年老，晓得后世子孙，也不能保住这一寸山河，不如下了一粒民族的种子，使他数百年后，慢慢膨胀起来。列位想这种子，是什么东西？原来就是秘密会社。成功立的秘密会社，起先叫做天地会，后来分做两派。一派叫做三合会，起点于福建，盛行于广东，而膨胀于暹罗、新嘉坡、新旧金山、檀岛；一派叫做哥老会，起点于湖南，而蔓延于长江上下游。两派总叫做洪帮，取太祖洪武的意思……他们（三合会）甘心做叛徒逆党，情愿去破家毁产，名在那里？利在那里？奔波往来，为着何事？不过老祖传下这一点民族主义，各处运动，不肯叫他埋没、永不发现罢了。

　　借助这部名著，“洪门民族主义”获得了进一步传播的助力。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日关系日益紧张、中华民族危机感日益加深，“洪门民族主义”又迎来一波热潮。一方面，经由温雄飞、罗尔纲、萧一山等职业历史学者的努力，会党史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课题开始受到中国学术界关注，出版、发表了一些原始资料和专业著述。这一时期恰逢孙中山崇拜逐步展开、“总理遗教”被神圣化的重要阶段，在此背景下，经过孙中山集中阐发的辛亥前后革命派关于洪门起源和宗旨的论述，也逐渐被专业史家援引，确立了在史学研究领域的支配地位。另一方面，一些帮会人士或者与帮会联系密切者，纷纷出版关于帮会史的通俗作品，大力强调和标榜洪门乃至青帮的“反清复明”“民族主义”。由此，从民族主义角度来论述洪门的历史成为一种惯常套路，以致一谈起洪门，似乎就离不开“反清复明”“民族主义”。尤有甚者，一些帮会中人与日、汪当局合作，曲意逢迎，鼓吹“我们洪门中人所抱负的民族主义范围，也应当扩大，把从前汉族的民族主义，扩大为东亚民族主义”。“洪门民族主义”被滥用至此，已经明显背离了孙中山等人当年的初衷。

　　六、结语

　　回头审视孙中山1905年那番话，便可以有更加准确的理解。民族主义既非洪门固有的精神或者传统，亦非纯由外部植入，而是清末激进知识人及革命者出于排满这一目标进行发掘和重新解释的结果。“洪门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特殊话语的提出、完善和定型，洪门只是贡献了经验层面的素材，概念、理论层面的加工提升主要由清末激进知识人和革命者完成，其中又汇入了19世纪以来西方人研究天地会的知识成果。

　　反清复明说辞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族类意识，不过往往流于形式。而且，洪门很少使用“种”“族”“类”这样抽象层次的术语。到了清末激进知识人和革命者那里，它被发掘出来，并且受到重视。欧榘甲、陶成章使用“种族”“民族”“民族主义”，章炳麟使用“攘夷大义”，孙中山明确使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根苗”等概念术语，将洪门的“反清复明”放在特定历史语境下进行理论化处理。从形式化的“反清复明”口号，到抽象的“种”“族”“类”“种族”“民族”概念，再到理论化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洪门民族主义”由此逐渐浮出水面。

　　“洪门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特殊话语的形成，适逢汉语中“民族”一词逐步定型为一个现代概念之时。革命过程当中，革命派对于“种族/民族”概念的阐发偏重于族群差异和对立，强调“汉”与非“汉”之别，事实上倡导了一种狭隘的民族概念，从洪门发掘“民族主义”的努力即为具体例证。而在后革命时代，曾经的革命派欲跟此前的狭隘“种族/民族”概念告别，转向一种基于“国民”和“国家”认同、侧重于族群并存和融合的宽泛的民族概念。但他们仍然沿用“洪门民族主义”跟会党切割，结果反而促进其进一步传播和巩固。由此，狭隘的“种族/民族”概念一直“告而不别”，民族主义话语当中宽、狭两种民族概念仍然彼此纠缠，甚至相互混淆。

　　洪门的“民族主义”精神经由清末激进知识人和革命派被阐发出来，但这种民族主义的载体却略显含混。各家论说当中，“洪门”的所指颇不相同。在斯丹顿那里，洪门仅指华南及海外华侨中的天地会/三合会；孙中山的论说也主要围绕天地会/三合会展开。欧榘甲所说的洪门既包括天地会/三合会，也包括哥老会，但他认为其余秘密社会也具有民族抗争宗旨。陶成章所说的洪门覆盖范围最广，既包括天地会/三合会，也包括哥老会，还包括庆帮、江湖团，并且跟白莲教在宗旨上一脉相承、在组织上相互交融。而据平山周所言，天地会、三合会、哥老会、青帮均为反清复明组织，但江湖团却不属于这一系列。民国以后孙中山的说法渐成主流，但陶成章和平山周的说法也逐渐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以致不仅天地会/三合会，还有哥老会/袍哥，乃至青帮，其历史形象都被打上了“民族主义”烙印。

　　毋庸讳言，“洪门民族主义”话语在提升会党形象的同时，也遮蔽了会党的某些真实面貌。欧榘甲、孙中山、陶成章、平山周和章炳麟，无不提及会党的缺点和不足，但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他们宁愿忽略会党的实际弊病，极力强调其“反清复明”传统和“民族主义”精神。孙中山后来有清醒的反思，对会党的性质作出更加平衡的判断。然而仅仅十余年后，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民族主义话语再度迎来巨大市场，“洪门民族主义”不免仍以实用主义方式被取用，乃至歪曲利用，而这一效果实非辛亥前后革命派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