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后的“洪门民族主义”论说(3)

辛亥革命网 2017-07-13 16:41 来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6期 作者:李恭忠 查看:

作为一种特殊的民族主义话语,“洪门民族主义”如何产生、定型并确立其地位?这一过程跟当时“民族”概念、民族主义思潮的演变有何关联?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梳理分析。

  他又叙述天地会与白莲教的汇合过程:康熙年间,天地会遭到严厉镇压,余党在闽台、两广地区隐秘活动,多逃而为僧,当时少林寺名闻海内,名为传拳术,实为传布白莲教,“有洪门之海底(即章程)带入北方者,闻少林寺名,遂以海底示之,于是白莲之教,与洪门之会,合而为一,而五祖出也”。

  陶成章该文以“源流考”为题,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全面系统研究中国秘密会社源流的专门著作”。但实际上,它仅为一篇融调查报告和革命宣传为一体的文章。陶成章在《教会源流考》“叙论”中说得很清楚,文中有关洪门的内容是在缅甸撰写的,目的是“以与洪门志士”,也就是借此联络洪门人士支持革命。1908年,陶成章在南洋荷属佛里洞岛进行革命演说,据称亦曾以此内容作为演讲稿。当代学者认为,陶成章关于教门和会党起源的著名论断,“依据的只是载籍中的神话,而非实际的田野工作”,“显然不可靠”。也有学者认为,陶成章关于天地会历史渊源的论述大多是“主观臆测”。对于各种会党、教门的具体情况,比如组织制度、内部规章、隐语暗号等,陶成章的叙述都流于表面化,且不无牵强之处。比如他说康熙年间北方少林寺传布的是白莲教,这种说法既于史籍无征,亦无他人呼应。不过,陶成章该文的立意,乃是着眼于联络会党参与革命的现实需要,对秘密结社的概况进行总体介绍,旨在比较教门和会党的特点及其差异,以便“有志救世者”也就是革命派更有针对性地开展秘密社会工作。因此,陶成章关于秘密社会的叙述,跟欧榘甲、孙中山的论述一样,其值得重视之处也在于对“民族主义”的发掘。

  从欧榘甲、孙中山到陶成章,他们从洪门中发掘的“民族主义”,用当时另一个大体相同的流行概念来说,也就是“种族主义”。清末十余年间现代“民族”概念形成过程中,曾经出现一种以种族认同为主导、“种族化”的民族主义。这种“种族/民族”概念受到了西方“人种”学说的影响,同时融入了中国传统“族类”观念的内涵。激进知识人和革命者利用新知识、新概念去发掘、阐明会党的所谓本来宗旨,即为中、西种/类知识交汇催生种族化“民族”概念的具体例证。比如陶成章,除了前述书面工作,在联络会党的实践当中,也交相运用西方的人种学知识进行排满宣传,他所到之地,“皆登台演说人种之分、民族之说”。在他们那里,“种族”与“民族”,“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对术语经常交替乃至互换使用。

  出于排满革命的需要,革命派当时倡导的“种族/民族”概念侧重于种族差异和对立,强调“汉”与非“汉”之别,而不是偏重于族群并存及融合,因而事实上是一种狭隘而非宽泛的民族概念。不过,孙中山也意识到了这种民族概念潜在的排斥性,又特意解释说:

  譬如一个人,见着父母总是认得,决不会把他当做路人,也决不会把路人当做父母;民族主义也是这样,这是从种性发出来,人人都是一样的……但是有最要紧的一层不可不知: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

  刘师培也表达了与孙中山相似的观点。他将“民族主义”的重心从民族转向民权,强调排满仅为打破一族一姓之强权统治,而非尽行驱除满人:

  今日言民族主义,在于禁他族以强权相凌。凡抵抗他族强权,均为实行民族主义……今日之排满,在于排满人统治权。民族主义即与抗抵强权主义互相表里,固与前儒中外华夷之辨不同也。使统治之权不操于满族之手,则满人虽杂处中国,亦无所用其驱除。使操统治权者非满人,仍为天水凤阳之裔,吾人视之固亦无异于满州。盖彼以一族而操统治权,此以一姓而操统治权,均背于均平之旨,固不得不用其抵抗也。

  关于陶成章《教会源流考》的影响,在此似有必要略予辨析。以往多泛泛认为该文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有学者说“诸如平山周及孙中山等政治大家”对秘密结社的认识深受该文影响。这样的理解不尽准确。孙中山的情况前文已有论述,平山周的情况详后。孙中山和平山周较早介入中国秘密结社,相比之下陶成章该文刊印的时间较晚。1912年,陶成章在上海遇刺身亡。1916年,《浙案纪略》一书经陶成章挚友魏兰校补后正式出版,《教会源流考》亦被收录其中。1928年,陶成章该文经马太玄校订,收录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史料丛刊。可能由于陶成章跟国民党主流派系的矛盾之故,他的事迹连同这篇文章在民国前期显得寂寥无闻。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该文仍然“流传甚少,知之者殊鲜”。萧一山曾想找来一读,却一度“遍觅未得”。1934年夏,罗尔纲撰文介绍广西贵县修志局新发现的天地会会簿,征引陶成章关于“北教南会”的说法,《教会源流考》“始为学者注意”。在更年轻一代、未直接涉身辛亥革命的职业历史学者那里,站在仰视革命前辈的视角,陶成章文的重要性得到大幅提升。后人往往以为,陶成章既是革命派首领,又亲自做过会党调查和联络工作,那么他关于秘密社会历史的说法自然具有权威性。从北大历史系毕业不久的谢兴尧这样评论陶成章“北教南会”的说法:“这确是观察深刻,一针见血的话。因陶本人是革命党人,与秘密社会有深切关系,所以能言之中肯。”1935年,已经成名的清史专家萧一山把陶成章该文编入《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一书,并且称赞说:“成章为光复会党人……与三合、哥老二会有深切之关系,故其所述教会源流考,皆未经他人道及者……不仅足为研究秘密社会者之助,亦可为研究教会历史者珍贵之参考。”正处于学术上升通道的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也将陶成章该文编入《天地会文献录》一书,且对它作出高度评价:

  成章为光复会党人……与天地会有深切之关系。故其所述教会源流,皆未经他人道及者,洵不愧为一篇天地会之重要文献也。其论述中国教会流派及其制度组织处,瞭如指掌,自无待吾人赘论……其识力之超卓,真可谓眼高于顶,今后史家论我国教会之源流及天地会制度之得失者,殆无能轶成章之藩篱者矣。

  1957年,中国史学会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浙案纪略》连同《教会源流考》亦被收入其中。随着农民战争、辛亥革命以及会党在革命运动中的角色成为近代史研究的热门话题,陶成章文的影响愈益扩大。

  四、东西方洪门论说的汇合

  回到辛亥革命前后的语境,平山周对于天地会等秘密结社的认识另有渊源,那就是19世纪以来西方人研究天地会的成果,以及平山周本人与中国革命派的密切接触、在中国的实际调查。中文版《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书包含平山周的正文及章炳麟和宋教仁的序言,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将19世纪西方人和当时中国革命派关于洪门的见解兼收并蓄,可谓东西方洪门论说的汇合。借助这部中文书籍,包含着“洪门民族主义”话语要素的系统的秘密结社知识,民初以后逐渐传播开来。

  1894—1896年间,香港警探威廉·斯丹顿(William Stanton)撰写的英文著作《三合会》,分5次连载于传教士在香港出版的双月刊《中国评论》第21、22卷各期。1900年,该书又在香港出版单行本。斯丹顿的著作延续了19世纪施列格等西方人研究天地会/三合会的基本思路,内容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将天地会反抗专制暴政的形象加以光大,甚至不无美化。他这样评价天地会的抗争行动:

  三合会的影响并无损于民族福祉,因为官员们害怕激起人民的行动,无疑已经减少了许多原本可能已经得到实施的压迫行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这并非无关紧要。在这里,向统治者发出抱怨是非常危险的举动,这里没有任何报纸或其他途径来批评统治者的行为,没有任何途径来发泄公共情绪。

  二是将天地会的“复明”清楚地解释为“反对被他们所鄙视的一个外来部族(foreign tribe)统治”,“清朝应该被推翻,明朝应该恢复,这是天意”。根据天地会会簿资料,他具体指出天地会创立于康熙十三年(1674),由曾任高官、时为道士的陈近南借助天降神异信号,启发5名劫余少林僧人创立。然后他简要介绍1787年台湾林爽文起事以来天地会参与的一系列反政府事件,特别是在太平天国前后的反政府活动。斯丹顿将天地会的历史置于元末以来白莲教反抗异族统治的脉络之中加以叙述,书中第一章具体交代元明清三代的白莲教起事,特别是清代嘉庆年间的林清、李文成起事。但他非常明确地指出,很多熟悉中文的外国人认为天地会是白莲教被禁之后以另一种名称在继续,其实两者截然不同,只是天地会很可能采用了白莲教的许多仪式。

  日本人平山周早在1897年即与孙中山建立联系,并同革命党及长江流域哥老会有很多接触。1903年,日本《黑龙》杂志发表一篇文章《哥老会》,这是日语语境中关于中国秘密结社比较可信的最早叙述,作者署名为Makotosei,很可能就是平山周。1911年11月,他匿名在《日本及日本人》杂志发表《支那的革命党及秘密结社》,1912年5月以《中国秘密社会史》为名出版中译本。该书第1—3章分别叙述白莲教、天地会及三合会,第4、5章分别叙述哥老会和革命党,其中哥老会一章篇幅最大。平山周这本书确实收录了陶成章为主制订的《龙华会章程》,但书中对天地会、哥老会的介绍,其细致程度都超过陶成章的《教会源流考》。据学者研究,平山周该书第1—3章关于白莲教、天地会及三合会的内容,比如起源传说、国内外活动情况、入会仪式、隐语暗号、入会凭证、茶碗阵等等,主要承袭自施丹顿的英文著作。不过,平山周对天地会之前的秘密结社的介绍在具体细节上稍有损益,有些表述更加清晰。比如,他说刘关张“结义桃园,约为兄弟”,“为后世秘密结社之模式”;而水浒故事,“其诸仪式,永为秘密结社之师法”。他关于元末白莲教起义、明末徐鸿儒起事、乾隆末期川陕楚白莲教起事和嘉庆年间林清、李文成起事的介绍,都比斯丹顿更加详细,还引用嘉庆二十年(1815)那彦成查办“教匪”的奏疏;斯丹顿对白莲教的介绍止于林清、李文成起事,平山周还介绍此后的大刀会、义和团、在理教(他认为这些都是白莲会的支流、分身),并收录了1907年革命党人张继、宋教仁用于联络东北在理教头目的一份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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