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崔庸健何曾为唐继尧扫墓(2)
辛亥革命网 2018-01-20 19:39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李开林 查看:
三、外国领导人来访有何种秘密行程?
因为云南《外事志》中没有记载扫墓这件事,于是就谎称是秘密行程,电视荧屏中的中年人又说:“他要求增加一个秘密行程,去祭扫他的恩师校长唐继尧的坟墓”。又不是在自己国内可以“微服私访”,自己可以秘密遛跶到某个地点去,这是代表朝鲜国家出国访问呀!一个国家级领导人无论走到哪里,警卫人员和接待人员都是前呼后拥的,哪里会有什么秘密可言?崔庸健是国家级的领导人,如果真有秘密行程,为了保卫他安全,避免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必然要动用大量的公安人员进行警卫工作。对外可以保密,宣传部门可以不报道,但是警卫人员都要寸步不离,否则,贵宾的人身安全出现危险怎么办?警卫工作和接待工作的内部资料必然要记载所谓的秘密行程。
现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展览中有1964年12月21日崔庸健来昆明访问的照片,当时崔是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政治军事地位仅次于金日成。鲜血凝成的中朝友谊使昆明人对朝鲜领导人充满敬爱之情,崔庸健来访问受到中国政府盛大欢迎,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省里组织大中专学校的学生排在街道两旁,从飞机场至外宾住宿的宾馆,举行盛大的夹道欢迎,笔者当年在读书,与同学们一道,手捧花束参加了夹道欢迎的队伍。
崔庸健在访问期间无论走到哪里都有警卫和接待人员陪同
四、何时有造反派使用炸药?
政论片说到有造反派,那就更离奇了。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才开始的,文革期间才出现造反派,怎么会提前两年在1964年崔庸健访问中国时,就诞生什么造反派呢?
唐继尧坟墓在市区边缘的圆通山,圆通山是一个不高的小山包,半个世纪前就定名为昆明动物园,唐继尧坟墓北面是狮子老虎大象区,东面是鸟类区,南面三四十公尺就是围墙外的居民住房,谁敢不顾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去使用炸药?造成居民伤亡和财产损失谁来承担责任?最蠢的爆破手也不愿冒这个险!唐继尧坟墓是圆形大土堆,土堆的圆周用石块镶嵌,破四旧时学生用锄头都能把石块和土挖下来,既不是铁丘坟,也不是钢筋水泥堡垒,何必使用炸药呢?如果1964年真有造反派,那么造反派可以开一辆挖掘机或者推土机就能将其夷为平地。
崔庸健要来昆明访问的消息,是什么时候传到圆通动物园的?造反派是群众组织,能接到高层级别贵宾出行路线的绝密消息吗?谁通知他们的?当时中国的长途电话尚处于人工接线的技术水平,需要花费时间,经过几个省的中转枢纽才能从昆明接到北京去,并不像现在的长途电话能直接拨通。既然“炸药的引线都拉出来了,要炸了”,时间那么紧迫,如果真有其事,那么还没等到长途电话接通,炸药早就点燃了!但这里的情节却是突然刹住不炸,一直等到长途电话折腾完毕才恢复活动,是孙悟空的定身法把在场的人都定住了吗?
退一步说,即使昆明人能够接通国务院办公厅的电话,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就一定会来接电话吗?再退一步说,如果真是周总理接到了电话,而且指示要求派部队守护,那么就更谈不上“秘密”了,云南的外事志和接待档案、公安志和警卫档案,肯定会把这件惊动国务院的事情记录下来。
五、外事志的记载与新闻报道的内容相吻合
事实上,崔庸健委员长来昆明的这一次,是1964年12月率领经济贸易代表团在访问非洲及柬埔寨后途经昆明回国,在昆明是作短暂停留。据《云南日报》刊登的新华社消息:崔庸健于12月20日星期日上午在柬埔寨首都金边,西哈努克亲王设宴欢送崔庸健,当天下午崔庸健乘专机到达昆明,受到昆明人民热烈的夹道欢迎。据《云南省志·外事志》记载,董必武副主席当天晚上设宴欢迎崔庸健委员长,崔庸健在宴会上说:“今天是星期日,昆明市人民几乎是倾城出来欢迎我们,这体现了朝、中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
董必武副主席
刘披云副省长
《云南日报》以头版头条刊登大幅照片和标题,报道了第二天(12月21日)的行程:“崔庸健委员长参观云南陆军讲武堂、游览温泉”。“刘披云副省长设宴欢迎崔庸健委员长,董必武副主席出席宴会”。《云南省志·外事志》记载:“21日上午,崔庸健委员长和其他朝鲜贵宾在韩念龙、赵健民、刘披云、史怀璧等陪同下,参观了原云南陆军讲武堂(即军官学校)旧址,崔庸健委员长曾在1923年春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两年,旧地重游,倍感亲切,之后,朝鲜贵宾们游览了温泉。22日清晨,崔庸健委员长一行乘专机离昆回国,董必武副主席、韩念龙副部长、周敏副司长到机场送行”【注:《云南省志·外事志》237页,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外事办公室编纂,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在昆明短短的访问期,时间排得满满的,而且时时有众多领导干部陪同,崔庸健的行程是去翠湖西边的云南讲武堂参观,并且到安宁县的温泉游览洗澡,根本没有到圆通山,更没有去祭扫什么唐继尧坟墓!省政府外事处接待人员所看到的崔庸健行程,与云南日报社记者所报道的行程完全相同。
1964年12月20日下午崔庸健从柬埔寨到达昆明,董必武副主席设宴欢迎
崔庸健委员长到中国访问时,中国刚刚熬过了连续三年的困难,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对于国际国内政治问题特别敏感。1964年云南正在深入进行“五反”政治运动,而且8月8日至10日昆明16万群众举行“支持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大游行,援越抗美的呼声就像当年“抗美援朝”一样。中国的党和政府对于唐继尧历来是持批判性的评价,崔庸健作为一个友好邻邦的国家领导人进行隆重的访问,没有必要违反被访问国的政治立场而另搞一套“秘密”行动,去为政敌扫墓,干中国人民所唾弃的事情,给两国的友好关系制造不和谐的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