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崔庸健何曾为唐继尧扫墓(4)

　　报纸上《唐继尧墓四次遇毁记》文章，把崔庸健写成1974年来昆明访问，纯属捏造。崔庸健若真的来访问，报纸将会报道为“朝鲜国家副主席崔庸健”，不会写成委员长，作者在职务称谓上又露了马脚。

　　1974年虽然仍属于文革时期，但自从1968年开始军事管制和1969年全国各省区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经过几年的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和维护稳定工作，造反派发号施令的状况已不复存在，我国正朝着恢复经济的轨道运行。1974年4月，根据毛泽东主席提议，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主席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1974年是各省“抓革命，促生产”经济逐渐恢复时期，社会秩序比较平静，昆明哪里发生过造反派想用炸药炸唐坟的事？况且1974年崔庸健副主席确实没来昆明。

云南陆军讲武堂侧门

　　十、云南省《外事志》、《公安志》和外事工作档案没有崔庸健扫墓的事

　　我们查阅了多种资料档案，不仅云南省外事志中没有记载崔庸健扫墓，而且公安志中也没有记载。笔者多次去云南省档案馆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希望能寻找到崔庸健扫墓的点滴资料，可结果一无所获。

　　省外事办的马处长说：“外事档案中没有崔庸健为唐继尧扫墓的资料，这很容易理解，譬如我国领导人去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访问，会不会去扫这个国家反对派的人的墓？你在云南查不到扫墓资料，还可以去北京查阅党中央对外联络部的档案。你还可以去寻访当年参加接待的老人，如果有人说是见到崔庸健扫墓，那就在报纸上写文章呀，那可就生动啦，何必查什么档案？”

　　外宾和我方领导干部的出行，无论公开出行还是秘密出行，公安警卫人员都是全程陪同的。朝鲜贵宾来访问，按照高层级别的警卫方案，除了动用沿途区域的公安保卫力量设置线路岗哨之外，还有随行警卫人员在鞍前马后的护卫。我们走访了许多人，时至今日，没有哪一个警卫人员看到过崔庸健去扫墓。

　　十一、现身说法者的回应

　　2009年云南创作的五集电视政论片《百年讲武》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笔者向“纪念云南讲武堂创办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提交了《云南史学丑闻》论文，指出电视政论片用假材料宣传唐继尧，这两件重要的事情尚未调查落实就搬上电视进行宣传，很不严肃，严重影响到电视政论片整体质量和中国主流媒体的公信力。这部电视片的创编者急忙汲取教训，修改了一些解说词后在中央电视台重新播出，第三集和第四集主要内容是“担保”和“扫墓”，创编者修改时不肯删除这两大谎言，因为删除后就播不成这两集电视片了。

　　用谎言装裱起来的电视政论片，当时居然获得云南的一个优秀奖，可大家都心知肚明，掌握了话语权的人只要公关工作做得到位，捧个奖杯奖状也不是难事，至于学术价值和诚信元素嘛，就太马虎了，令人联想到动画影片《小马虎》，小马虎先生用蛋糕补衣服，获得了马虎国王颁发的用马粪纸做的马虎勋章。

唐继尧坟墓

　　笔者写的《朝鲜崔庸健没有为唐继尧扫墓》，发表在2011年度的《盘龙江文化》杂志上，文章指出了扫墓谎言的荒谬。

　　在电视政论片上现身说法的陈姓中年人看到笔者的文章，也写了一篇《1964年崔庸健来昆明有秘密之行吗？》（以下简称《陈文》），发表在2012年度的《盘龙江文化》杂志上。从文章标题看，对于崔庸健是否扫墓已经不持肯定态度，金蝉脱壳，退而改为讨论是否有秘密之行。

　　2014年笔者把考证两大谎言的论文《电视政论片“百年讲武”中的唐继尧》提交到昆明市社科联主办的纪念讲武堂105周年研讨会，昆明市社科联由于缺乏资金，迟迟没有出版论文集，而把笔者这篇论文单独提出来，刊登在2015年第二期的《昆明社科研究》杂志上，后来资金到位，出版的论文集也收录了这篇论文。

　　2017年底，笔者在微信群里发出了《朝鲜崔庸健何曾为唐继尧扫墓》文章，《陈文》作者随即在群里又发出了《1964年崔庸健来昆有秘密之行吗（正式修订稿）》。看来有必要回答新问题，笔者就把文章补充一下，再次表达自己的意见。

　　《陈文》对自己在电视片中讲的“1964年造反派在唐继尧坟墓安放了炸药要炸唐坟、刚好接到崔庸健委员长要来昆明为他的恩师唐继尧扫墓的消息、才赶快向周总理报告、周总理指示云南派部队守护、使崔庸健为唐继尧扫墓得以顺利进行”之类的故事内容，完全回避不提。

　　《陈文》记叙了他们专程访问当年亲自接待外宾的云南省委老干部，希望能找到一点崔庸健去过唐坟的依据，可访问结果大失所望，省委省政府的接待人员谁也没有看到崔庸健去过唐坟。

2012年《盘龙江文化》发表的《陈文》

　　《陈文》转述了唐雪玲信中的内容，关于崔庸健为唐继尧扫墓的故事，唐雪玲是听父亲唐继埙讲的。唐继埙是唐继尧堂弟，这就找到故事的起源了，那么唐继埙是如何知道扫墓的事呢？是亲自看见吗？当时80多岁的唐继埙能够进入警卫现场吗？从两年之后唐继埙被批斗抄家的政治遭遇看，省委省政府不会特意邀请唐继埙参加接待崔庸健。

　　唐雪玲的信中说：“我父亲于 1970年就去逝了，在我写的文章中怎么会写成 1974年，事隔这么多年是我写错还是会泽（唐继尧）研究会编辑误写已无法查证”，信中表达了“1974年”是笔误的意思。既然是笔误，就没有必要纠缠，谁能保证自己绝对没有笔误呢？例如笔者抄录1963年昆明出版的报纸上大标题，后来昆明两个字也出现在崔庸健访问的文章中，这是抄录时的笔误，还是打字的录入笔误，已经无法弄清楚了，不过这不要紧，把笔误纠正就可以了，后来发表的几篇文章都没有笔误。

　　《陈文》）叙述作者在一次采访中，“唐雪玲给大家讲述了崔庸健访昆为伯父唐继尧扫墓鲜为人知的事实。她说，在21日那天的各项活动结束后，崔庸健还与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通了电话（注：国家领导人通电话是高档机密，唐雪玲如何知道？）。崔庸健在表示感谢之余还畅谈了他访昆的感想，谈到他对讲武堂和唐墓的‘破败状态’感到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