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崔庸健何曾为唐继尧扫墓(3)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政治氛围比较宽松，人们的语言行动很自由，你即使去祭扫袁世凯的坟墓也无人说你有政治问题。我们不能用现在宽松环境中形成的思维模式去臆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和朝鲜的政治环境和深厚友谊。

　　六、崔庸健的政治立场

　　崔庸健在中国革命队伍中20余年，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亲自参加了中国的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始终与中国工农红军、东北抗日联军的广大革命将士并肩战斗，立场观点与中国同志完全相同，都鄙视唐继尧这些残酷统治云南的阶级敌人，怎么会去祭扫他的墓呢？再说，崔庸健与朱德都曾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崔庸健是朝鲜的委员长，朱德是中国的委员长，朱德评价唐继尧是“可憎的，小皇帝，唐继尧的毒手”，崔庸健不会不知道中国的党和政府对唐继尧的评价，朝鲜金日成主席在历史上与唐继尧没有一点点关系，崔庸健也不会不知道金日成对中国旧时代军阀的政治态度。

周保中曾经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金日成和崔庸健的上级领导

　　无论哪一国的领导人，在外交场合的言行举动都是非常谨慎的，哪些话不该说，哪些话该说，怎样措辞，与谁共同祝酒，怎样使双方满意，向谁献花，到哪里扫墓，都代表自己国家传达着重要的意义，不是随随便便就行动的。如果对唐坟当作一个景点去参观一下也未尝不可，但如果去扫墓，那就是代表国家传达政治态度的原则问题了。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节目中，云南电视政论片竟然胡诌唐继尧是崔庸健的恩师校长，编造崔庸健去祭扫政敌唐继尧坟墓的谎言，欺骗中国和朝鲜，欺骗世界。

　　退一步说，即使唐继尧真的是崔庸健的“恩师校长”，崔也不会选择这么一种政治背景来扫墓。崔庸健虽然是国家的次帅，但也必须遵从国家主席金日成的外交意图，他如果私自扫墓了，回国后怎样向金日成交待？

　　七、唐继尧的铜像

　　电视政论片第四集“将帅摇篮”的解说词，吹嘘唐继尧是“云南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中立下丰功伟绩的领导人物”，配合数十年前拍摄的唐继尧铜像和坟墓的旧照片进行播放。唐继尧的铜像原是安放在昆明西边郊外五公里远的大观公园，并不在市区，更不在街头。市区与大观公园之间的交通，是并列着的大观河及大观路，河与路两侧是大片的耕地，春天麦浪滚滚，秋季稻谷飘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城市面积逐渐扩大，这些农田才陆续被征用，盖起了房子。电视纪录片的解说词却说唐继尧铜像“傲立于昆明街头十数个春秋”，在安放地点这个小问题上都要附带说点谎，期望达到夸张的效果。

　　1960年中国总结了大跃进的教训，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而就在这一年，云南人把唐继尧的铜像拆除了【注：昆明园林志》第104页，昆明市园林绿化局编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铜像是沉重的东西，若非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当年的人民群众普遍工资低，没有私家汽车和起重机械，那是无法拆除的。电视片《百年讲武》的解说词也在讲：“唐继尧铜像被拆除，在炼钢炉里化成了铜水。”

　　八、唐坟四次遇毁的话题

　　电视里的中年人不仅说唐继尧的坟墓险些被造反派炸毁，还曾经发表文章说四次遇毁。在《百年讲武》播放之前，昆明圆通动物园内竖起的宣传栏写道：“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唐继尧墓，曾几度险遭拆毁。1961年一些人打算拆除唐坟建盖一座‘聂耳音乐厅’，被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于一川及时制止，并要求将已拆除部分按原样修复。1966年‘文革’初期在破‘四旧’的风潮中，唐坟被打开一道口子，闻风而至‘好奇’的昆明人三五成群地进去参观。不久市相关部门又将‘完全拆除’唐坟一事提上议事日程，并上报省人委，所幸报告未获批准。‘文革’后期的1974年，坟墓石砌围墙被人挖开，还放上炸药，引线都已安好，欲将墓炸毁，幸好正遇朝鲜的崔庸健委员长访华，时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的周兴得知，及时向周恩来总理报告了此事，总理下令迅速制止了这一破坏行为，省委还派部队守护，唐坟方得幸免。（资料来源：陈秀峰《唐继尧墓四次遇毁记》，刊于云南日报）。制作宣传栏的人很聪明，把资料来源写了上去，如果内容有错误，那就责怪作者吧，别来批评宣传栏的制作人！

　　唐坟并非不能拆除，拆与不拆在当时只是件很小的事，只在省市的几个部门中商讨，从城市建设是否需要拆的角度考虑，并不存在是非曲直的争论问题。新中国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新城市，必然要拆掉一些旧设施。昆明拆除的旧建筑和旧设施很多，随着城市建设的进程，能保留的就保留，保留不了的就拆除，很多古董都被破坏了，曾经蔚为壮观的大南门城楼、城墙和其他几处城楼、城墙都被拆除了，黄武毅公祠和很多庙宇也被拆除了。座落在圆通山麓的黄毓英铜像以及座落在昆华医院的杨振鸿铜像都被拆除了，马骧的坟墓也没有保存下来，这是辛亥革命时期“云南革命三杰”在昆明的遗迹，可惜都被毁掉了。后来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昆明市的标志性建筑金马碧鸡牌坊也被拆除了。而残害革命人民的刽子手唐继尧的坟墓没有被拆除，现在还好意思喊什么冤！

　　对于唐坟是怎样埋葬，一般很少有人关心。据这个中年人发表的文章说，有个昆明人亲眼见到坟里有个空空的墓室，用四根铁链吊着棺材，还说有个昆明人亲眼见到坟墓正中的墓碑实际是一扇可开启的石门等等，这听起来似乎是为了方便盗墓而设计石门。1995年12月在云南省纪念护国运动80周年学术讨论会期间，一个年纪很大的从台湾来的唐继尧的侄女在小组会上发言说：“在埋唐继尧棺材时，把一个金碗埋在了棺材的下面”，笔者和云南文史馆馆员陶任之、贵州社会科学院著名历史学家顾大全，都在小组会上听到了这些话。如此看来，唐继尧的棺材也象昆明地区常见的坟墓那样直接用土覆盖，不同于上述两个昆明人所讲的墓室情况。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北京兴起了“破四旧”热潮，昆明学生也破四旧，但持续时间非常短。附近学校的一些学生把唐坟上的土刨掉了一部分。紧接着，席卷全国的大串连就开始了，坐火车不要钱，学生们都被吸引去大串连，坐火车到北京和各省去了，唐坟没有继续被刨土。如果唐坟真的被挖开了一个口子看得见墓室，哪个干部会违反自己的革命观点去修补唐坟？即使唐继尧的亲属当上了省市的党政领导干部，在当时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冲击大潮面前也不敢去修补。

　　在文革“破四旧”之后不久，笔者星期天去圆通动物园游玩，见到唐坟被扒掉了坟头西面大约三分之一的土，西面围坟的石块也被扒下来一些，坟包形成一个斜坡，学生们并没有刨开坟墓的中心部位，也不象某些人吹牛聊天所述挖开了墓室一个口子能见到里面的情况等等，更不存在修补口子之类的事情。此后过了十多年，唐坟象普通废墟一样无人问津，没人修补它，也没人想炸它，直到八十年代才有人向政府写申请索款重修唐坟。

　　九、1964年和1974年的时间窗

　　崔庸健委员长访问昆明的1964年12月，周兴不在云南而在山东，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1974年周兴在云南任省委书记和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时，崔庸健委员长却没有来昆明访问。把周兴和崔庸健写在一起，有点像关公战秦琼，张飞打岳飞。

　　在1964年崔庸健委员长访问昆明期间，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需要向中央请示，那么云南的省市领导干部可以直接请示当时正在昆明陪同崔庸健委员长访问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如果不向董必武副主席请示，而要舍近求远去打长途电话找周总理，难道是云南的干部嫌董必武副主席的官太小，不屑于向董必武副主席请示吗？这里暴露出编故事的人百密一疏，没有考虑到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已经在昆明，也没考虑到周兴还在山东，他如果编造说云南副省长刘披云向董必武副主席请示，再编造董必武副主席要求保护唐坟，岂不很巧妙吗？何必用周兴和周总理的名义来编，编得破绽百出！

　　此外，编故事的人不懂得一个简单的常识，就是公安机关对于外宾即将参观的警卫区域都要仔细检查，如果发现有爆炸物或枪支弹药等不安全因素，就要及时清除，还没等惊动省市领导干部，公安机关就直接处理掉了，哪里会出现炸药放在外宾要路过的地方没有清除，倒让省委书记亲自过问和亲自处理的事？而且省委书记周兴竟然没有权力作出清除炸药的决定，还需要请示周总理，真是怪诞！

12月21日下午崔庸健从温泉回昆明，刘披云副省长设宴欢迎

　　崔庸健曾三次来中国访问：公安机关的史志，反映出1957年崔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身份来昆明访问过，并没有什么祭扫唐继尧坟墓的事。《云南日报》的连续报道，可看到1963年6月5日至23日崔庸健以委员长身份来中国访问，访问了北京、天津、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城市，并与刘少奇主席发表联合声明，但没有到昆明来。然后就是前面所说的1964年来访问昆明，参观讲武堂和游览温泉。

　　在长达十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崔庸健都没有来过昆明，1972年崔庸健任朝鲜国家副主席，1976年9月19日病逝，终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