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崔庸健何曾为唐继尧扫墓(5)

　　《陈文》后来又论述：“实际上，当时经修复后的唐墓也‘破败’不到哪儿去，至少如同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还写道：“把已拆除的大观楼旁的唐继尧铜像又奇迹般地修复后搬到了圆通山大草坪上”。那么请问：如果当时已经有过这样一些准备，省委还会拒绝崔庸健去圆通山看一看吗？《百年讲武》原先的解说词已经叙述唐继尧铜像被拆下来在炼钢炉里化成了铜水，《陈文》却说铜像又搬到圆通山大草坪上，讲的是熔化成铜水几年之后的1964年，这不是打《百年讲武》的脸吗？电视政论片经过修改后重播的解说词，说唐继尧铜像 “早在五十年代末期便下落不明”，这更使《陈文》写的大草坪上有铜像难以自圆其说。

电视片《百年讲武》截图

　　2009年电视政论片《百年讲武》播出两年后，崔庸健扫墓的谎言已经流毒全国。《陈文》论述：“ 2011年 3月，在广东著名学者陈予欢编著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将帅录》一书中，记述崔庸健在担任朝鲜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期间，曾专程赴昆明晋谒云南陆军讲武堂和唐继尧陵墓，可见崔庸健 1964年昆明之行的主要目的，已为学界所认同”。作者沾沾自喜，对于以讹传讹有了成就感。著名学者把电视政论片中的扫墓谎言，写进自己编著的书里，又将成为供给广大读者引经据典的“可靠资料”，今后谁要想辟谣就更难了。

　　云南自1987年开始吹捧唐继尧，一些人用假材料对媒体和历史文化单位的领导洗脑，使领导干部以为唐继尧是对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做出重大贡献的的领导人物，最近十年还鼓噪要为唐继尧重新铸铜像，几年前云南省委初步同意了，后来发现唐继尧历史真相与媒体宣传的不一样，立即叫停了铸铜像的事。这话题又被某些人移植到1964年，说崔庸健访问昆明时云南省委表示要为唐继尧塑像。

　　《陈文》作者为了寻找崔庸健一上午游三地“讲武堂----云大----圆通山（唐墓）”的证据，满怀信心地专门对当年参与接待的省委老干部李一凡进行电视采访。由云南影视文化中心总经理李玉森做东，地方志专家张一鸣、昆明市社科联主席龙东林参加，还邀请了几位记者，《都市时报》记者杨理锐作了专业的采访记录。采访成果是：崔庸健参观了讲武堂，因为讲武堂拆得仅剩下主楼，而且地板破破烂烂，崔庸健看了，面上有愠色，是对讲武堂的破败有意见。李一凡明确地说崔庸健没有去唐坟，至于是否去了云大他不知道：“如果我陪同去，我一定会记得，我陪着去了讲武堂，印象是很深的，记忆是很清楚的”。

　　李一凡当时是省委常委会记录组组长，对于崔庸健提出了何种要求、与中国官员的谈话内容、以及在昆明的行走路线，李一凡都要记录。崔庸健参观讲武堂后，如果又去了云南大学和圆通动物园，李一凡也必须随着车队一起去，也必须记录。但是崔庸健离开讲武堂就去安宁县的温泉洗澡游览，李一凡该记录的外宾意见已经记完，没必要继续陪同外宾去安宁县洗澡了。

　　人们无法验证《陈文》中访问内容的真实性，但是仅从《陈文》的文章看来，崔庸健扫墓的故事变成了崔庸健要求扫墓而被省委婉拒，后面叙述的文字又逐渐变成了崔庸健是想去圆通山“ 看一看”，去圆通山看一看那就仅仅是游览而不是扫墓了，作者到底想认定哪一个问题呢？

　　《陈文》作者想寻找崔庸健去了云南大学的证据。说是据云大教授李作新介绍，本系的胡维箐教授向李作新讲过1964年崔庸健来过云大参观，可如今胡教授已去世多年。这给人留下疑问：如果崔庸健真的去了云大，为什么云大的那么多老师都不知情，只有胡教授一人知道？李作新现已年逾八旬，当年三十来岁，也在云大工作，为何不知道崔庸健来云大参观的事，还要靠本部门的一个人讲给他听？

　　崔庸健不曾在东陆大学（云大的前身）读过书，会对参观云大感兴趣吗？云大是党和政府培养新中国建设人才之地，如果崔庸健真去云大访问，新闻报道怎么会秘而不宣呢？游览圆通山的昆明动物园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如果真的去了，怎会不敢报道呢？退一步说，即使崔庸健真的到昆明动物园为唐继尧扫墓了，新闻报道也可以不写扫墓这一情节，而只写游览昆明动物园就行了啊！

　　《陈文》）作者还采访了“昆明工业学校”的杨璋先老师，杨老师曾议论崔庸健不仅去过唐坟，还去过唐家花园等，文章转述这些话时，语气都不很肯定。

　　经李一凡指点，《陈文》）作者一行人又采访了当年在省委警卫部门工作的李明根，当作者向他打听崔庸健为唐继尧扫墓的事时，他一口咬定说：“记不得了，记不得了！”李明根讲了很多事，“沉浸在担任其警卫任务的难忘往事中”。各样事情他都记得，崔庸健没有扫墓当然记不得，你叫他编造，他也编不出来。

　　难为《陈文》）作者兴师动众花费了极大的功夫，想把崔庸健扫墓之说进行坐实，而最后却没有找到像样的钢鞭材料，可用一句老话来总结扫墓之说：捕风扑影，查无实据！作者长期为塑造唐继尧功劳而奔忙，捞取名利双收，电视片《百年讲武》播出后更是声名鹊起，多家文史单位聘请当顾问，可以在更多的平台推送谎言。

　　《陈文》）先把唐继尧说成是崔庸健的校长，再说成是恩师，然后煞有介事地复述崔庸健为唐继尧扫墓的故事，最后写文章反问道：“唐继尧若不是崔庸健的恩师，他能提出祭扫唐墓的要求吗?”用循环论证的手法兜售自己的观点。

　　《陈文》）尝试了各式各样的猜想、推测，还说：“从 1964年 12月崔庸健访昆至今已逾半个世纪，仍无当事人写出一篇回忆‘全过程’”的文章，当然也莫指望能看到( 可能就不存留) 相关的档案资料了。于是，依据前后经过及蛛丝马迹作合理推论就成了能答疑解惑的较为可行的方法了。当年崔庸健提出来有机会想到他曾经的求学之地昆明走走看看的夙愿，可能在 1963年 6月来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时，在与中国领导人畅叙友情时就提出来了。”难为作者依靠各种合理推论的苦心孤诣，在扫墓谎言不能成立时，又把崔庸健提出要到昆明走走看看的可能性安装到1963年去了。“合理推论”本来无可厚非，可惜有共同企望的人互相添油加醋，结果就不一样。只要有人把一项合理推论的话讲出来，另一人就写进文章去，其他人再引用为自己文章的依据，最终形成互相赞同的结论，就用来代替客观的历史事实。

　　如果省委省政府没有档案资料，那么，厚得像砖头一样的《云南省志·外事志》又是靠什么资料编纂出来的呢？

　　十二、档案记载是铁证

　　真的如《陈文》）所述没有档案资料了吗？不，省政府外事处历年接待外宾的档案，在云南省档案馆都保存得很完整（档案全宗号216，目录号3，案卷号157）。各级公安机关也留存了警卫工作档案，昆明市公安局的《朝鲜崔庸健委员长来昆保卫工作》专卷档案，云南省公安厅的《董必武副主席陪同朝鲜崔庸健委员长来昆保卫工作专卷》档案（全宗号6，目录号7，案卷号89，档案长达63页），都能证实崔庸健没有去过云南大学和圆通山，更没有为唐继尧扫墓。

　　公安机关的警卫档案，记载了昆明市公安局和盘龙区、五华区、西山区、官渡区等各公安分局为保卫朝鲜贵宾进行的大量工作，不仅检查企事业内部单位，还对外宾可能会去游览的翠湖公园、圆通山的昆明动物园、西山森林公园等地，都进行了安全检查，掌握控制附近的危险分子，要做到外宾安全万无一失。

　　中国和外国的一些领导人也曾经多次到云南大学参观过，报纸也作过新闻报道，公安机关也是按照高层次警卫工作的要求做到“抽真空”。云大个别教授认为警卫工作“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在很多年之后回忆往事，把国内外领导人参观云大的多次警卫情境，猜想为崔庸健也来过云大，那是可以理解的。

安宁县的温泉号称“天下第一汤”

温泉的摩崖石刻

　　公安机关存留的警卫档案中，还有省公安厅各个警卫小组陪同外宾出行之后的总结发言内容，反映出崔庸健委员长率领的经济贸易代表团58人，于1964年12月20日下午到昆明，会见我国领导人董必武副主席，当天傍晚参加董副主席招待的盛大宴会。21日上午崔庸健参观云南陆军讲武堂，因为当时的讲武堂旧址尚未经过修葺，校舍被另一个单位的职工居住使用，崔庸健参观了讲武堂的校舍，随即乘车去安宁县的温泉，中午饭是在温泉吃的，下午游览温泉、洗澡。崔庸健的夫人王玉环没有去温泉，而是从昆明乘车去路南县的石林风景区参观，他们都有警卫和接待人员陪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