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蓝都有爱护士兵、尊重读书人的共性，但背后动因各有不同。晚清最后数年中，湖北新军中革命宣传活跃，黎元洪对此比较开明宽厚，从不深究。在黎部当马队司书的刘静庵，是革命团体日知会首领，密谋响应湖南长沙起义，事为黎所闻，黎元洪仅叫刘以病为由，辞去职务。时人分析原因，“盖黎恐对其前程有碍，故不得不出此，而刘则万幸矣”。[ 范腾霄：《辛亥革命首义前后》，《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第83页。] 黎部之队官潘康时从事革命活动，为黎察觉，黎嘱营长写一份报告，诬陷潘吸食鸦片，“呈请撤差了案”，潘感慨“余因伊等保全红蓝顶之故，生命幸赖以保全”。[ 潘康时：《潘怡如自传》，《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第36页。]此中原因，除与黎元洪学堂出身，对读书人偏爱、敬重之外，主要与他意图大事化小、明哲保身有关，并非他有袒护革命之心。
章太炎评论蓝天蔚“任至偏将，清廷不知忌，同志不以为疑”[ 《章太炎撰蓝天蔚墓表》，《兴华》1926年第23卷，第38期，第26页。]，除说明蓝天蔚恪尽军人职守，才干突出外，也道出其政治倾向。有记载蓝天蔚参加了武昌花园山聚谈活动[ 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念》，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2辑，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58，第253 页。]。花园山聚会解体后，科学补习所继之而起，蓝天蔚为之隐护[范腾霄：《辛亥革命前之社团运动及起义后军事之一幕》，原载《辛亥首义史迹》，辛亥首义会主编，1946年；丘权政、杜春和：《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第66页。]。1904年黄兴因举行长沙起义事泄，遭行文通缉，在沅江船上偶遇蓝天蔚，蓝自告奋勇，力保黄兴安全经过汉口[ 《黄克强长沙革命之失败》，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第8页。]。革命团体日知会成立，蓝亦常往参与会谈，捐助经费，暗报消息，庇护会员。同志季雨霖等辱骂第八镇统制张彪，蓝天蔚先出资让季等逃出鄂境，以避其祸，再请张氏按名通缉，以雪其怒[ 许兆龙：《蓝天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册，第84——85页。]。彰德秋操期间，熊十力运动革命，为当局侦知，蓝天蔚暗中相告，助其安然远走。[童愚：《八月十九夜所见及其他》，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亲历辛亥革命：见证者的讲述》中，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第568—569页。]
政治态度上黎、蓝差异显明。辛亥之前，黎元洪的身份不是革命党，行为上是不革命的。蓝天蔚则是深藏不露的革命党人，也有革命之举。何以黎、蓝政治态度各异？与教育经历、时代背景有关，黎元洪早年接受国内军事教育，当时未起革命潮流。1904年，黎官至二品，人到中年，已有安定生活。而蓝留学日本期间，爆发拒俄运动，在爱国热情的鼓荡下，留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成立学生军，蓝天蔚被推学生军队长，负责编练学生军，“欲以至贵至重之躯，捐之沙场，以拒强虏，以争国权。”[ 《军国民教育会记事》，军国民教育会1903年自印本；杨天石、王学庄：《中华民国史数据丛稿：拒俄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第94页。]由爱国而转向革命，是当时留学生界的普遍潮流。加上蓝天蔚年纪轻轻，有改变国家面貌之大志，更易受革命思潮影响，因而形成两黄陂的不同政治态度，这种态度上的惯性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爆发。
二
武昌首义，义旗一举，四方响应。湖北军政府大都督人选，一时难其人，革命党并非没有预先考虑。黎元洪、蓝天蔚同时进入革命党人的视野。
据万鸿喈回忆，辛亥年三月间，革命党人在洪山宝通寺召开会议，谋划革命成功后的都督人选。“此会是各标、营、队有代表性的重要分子会议。我和刘走到长春观门口遇着蒋翊武，蒋小声告我说：‘今日开会，是讨论推举黎元洪为临时都督的问题。’我当时回答：‘黎非同志，何以推他为都督？’刘笑对蒋说：‘早知万同志反对此事，开会时必有争辩，所以先为告知，我们可找一草地休息，详谈一下。’在休息时间，刘对我说：‘革命党人中间并非没有首领人才，蓝天蔚在第三十二标的时候，大家即有意推蓝为都督，但他远在奉天，一时不能南来。最适合都督之选的是吴禄贞，但他也在北方，我们已决定先派人去和他接洽，恐怕他也一时赶不到’”。[万鸿喈：《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亲历辛亥革命：见证者的讲述》中，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第504—505页。]推选黎元洪不是没有理由，“党人知识，不是不如黎元洪，但不够号召天下，诚恐清廷加以叛兵或土匪罪名，各省不明真相，响应困难。且黎平日待兵较厚，爱惜当兵文人，又属鄂籍将领，只要推翻满清、革命成功，似无不可”。[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第87页。]
黎元洪的声望和他的宽厚性格，使他成为武昌首义后的鄂军大都督。但黎元洪的出山并非出诸本心。10月10日，武昌起义当夜，黎元洪闻讯在军营聚集将官，不发一言，同时阻止属下出营响应，为朝廷尽忠。黎元洪本人在1913年与居正谈话中回忆革命党人曾派人到军营送信，黎元洪的“护兵将此人擒至司令部手刃之”，“后经各方查询，始知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所派联络各营周荣棠也。”[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6辑，文海出版社，第86页。]对于被推举为都督，黎元洪在劝降萨镇冰函中表露心境，“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队来洪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避匿室后，当被索执，责以大义，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这说明黎元洪的出山是被迫、被动接受。不过“今已誓师八日，万众一心，同仇敌忾”[ 黎元洪：《致萨镇冰书》，严昌洪等编《张难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362页。]，转变了立场，站到革命阵营之中，抛弃了此前忠于清王朝的立场。《大陆报》记者丁格尔在亲历阳夏战争时采访黎元洪，感慨“如果没有黎元洪，中国可能不会有这场革命”，“历史即将证明，黎元洪是中国贡献于世界的最伟大的改革者”[ 丁格尔：《亲历中国革命1911-1912》，陈红民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第2页。]。此言不免溢美，但平情而论，黎元洪在武昌首义后出任都督，对于稳定民心、军心，鼓舞革命信心，推动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展开，是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而在短短数日之内，其个人转变信仰，投身革命阵营，洵属难能可贵。
治军东北的蓝天蔚听闻武昌首义消息后，与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密谋，10月27日，由张绍曾、蓝天蔚等联名奏呈十二政纲，是为“滦州兵谏”。 奏折指出武昌起义是“政治之无条理及立宪之假筹备所产出之结果”，提出保皇位、开国会、定宪法，保民权，成立责任内阁，废苛政，扩大国会权力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主张[ 《国光新闻报》1911年10月30日，渤海寿臣：《辛亥革命始末记》，《实行立宪汇编•奏折》，文海出版社，1969，第15页。]。与政纲相配合，张、蓝等组织“立宪军”，以兵力“策宪政之进步”。[ 杜春和编选《辛亥滦州兵谏函电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91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第67—70页。]滦州兵谏震动京师，清廷下罪己诏，立即颁布立宪十九信条。在当时蓝天蔚等提出立宪主张，主客观上是响应和支援了武昌起义，极大影响了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的兵力部署。随即“士官三杰”吴、张、蓝拟分别率部约期直逼京津，由于吴禄贞被刺、张绍曾解职，蓝天蔚独木难支，在东北谋独立响应，为赵尔巽、张作霖阻挠，所部高级将领不赞同，未能成功。
同在革命营垒中，黎、蓝各统一方，对抗清廷，引得《申报》风传“洵、涛主张密募刺客暗杀革命军首领”， 所开名单头前几个即是“黎元洪、黄兴、孙文、张绍曾、蓝天蔚”。[ 《呜呼可怜之京师》，《申报》1911年11月19日，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第五版。]
被清政府解除兵柄的蓝天蔚来到南方革命中枢上海，筹资经费，训练士卒，预备北伐。在战与和的问题上，黎蓝多有函电往来，颇见两人主张差异。
蓝天蔚在沪组织北伐之际，被湖北军政府增选为湖北赴沪议和代表，蓝致电黎元洪问询，答复曰“至于代表讲和一节，是由群情所推，尚祈暂驻缨旗，以慰众望。”[ 《黎元洪关于鄂省钱粮缺乏情形致蓝秀豪电》，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下，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1982，第456页。]显然，蓝志不在此，不久，蓝被南京临时政府简任为“关外都督兼北伐第二军总司令”，[ 《南京临时政府内阁简任员名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二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第8页。]节制“北伐之沪军暨海容、海琛、南琛三舰”。[ 《申报》1912年1月14日，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