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蔚率师抵达山东烟台，停驻芝罘海中，鼓舞了东北、山东革命党人士气。北伐军与山东革命党呼应，克复登州、黄县、烟台等处，成立革命军政府。东北方向，蓝天蔚派北伐先遣队在日方控制的中立地带庄河尖山口子上陆，连战皆捷。同时，停驻烟台海面的军舰，巡弋到大沽口停泊，并到秦皇岛、营口等地示威，震动京津，报纸上风鹤频惊。2月12日清帝退位，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向民军下达停战令。2月29日，北京兵变。3月3日，蓝天蔚即电告在北京六国饭店惊魂未定的蔡元培等，“预备即日统兵出发”，率部进京[ 《蓝天蔚致蔡元培电》，1912年3月3日，黄彦、李伯新：《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第151页。]。蓝天蔚北伐之志甚为坚定，他屡违停战令，兵发东三省，既未得南京方面许可，也未得北京方面同意。日方情报人员以此向蓝询问，蓝天蔚答复：“总之，出兵东三省之际，会通知南京政府和袁世凯的。眼下，中国没有一个统一政权，国民革命政府有三家，一是南京的黄兴；二是武昌的黎元洪；三是我蓝天蔚。只不过我蓝某人的势力最弱而已。”谈话过程中，“蓝天蔚数次称袁世凯为国贼，义愤填膺。蓝天蔚又讲曾数次致电南京政府：乘此良机向山东以北东三省出兵，必有斩获。但是，南京方面迟迟不给答复。于是，蓝天蔚大发雷霆，再次致电质问南京政府：难道汝等忘了山东以北的广大国土也需要光复吗？”该情报人员判断，“出兵东三省完全是蓝天蔚个人的意思。蓝天蔚说了两点，给卑职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一，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其二，赵尔巽、张作霖二人是独夫民贼，沆瀣一气，必须讨伐。这是蓝天蔚出兵东三省的真实目的”。[《蓝天蔚出兵东三省的真实目的》，米彦军译自http://www.jacar.go.jp/chinese/index.html“亚洲历史资料中心”]
黎元洪对北伐则完全服从于大局。12月1日，北军炮击都督府，黎元洪出奔城外，在英国人盘恩的斡旋下，武汉前线迅速达成协定，12月2日，武汉前线的“南北两军，实行停战三日。自十二日早八时起”。[ 《黎都督关于南北两军停战三日的命令》，陶炬、周登瀛、黄兆奎：《鄂军炮兵旅日记》，《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第85页。]此后，黎元洪虽也预备北伐，组织几路北伐军，其目的乃在以战促和。在致各省都督通电中，黎元洪称“现停战议和，然不可不极力筹划，一旦决裂，自当立即开战”，建议各省“以援鄂为急”，“各省援兵一律于开战期前到鄂”，“总之能战始能守，能守始能和，我军计划当从战字着想，和则视为意外结果”。[ 易国干、宗彝、陈邦镇辑《黎副总统政书》，第2卷，上海古今图书局，1915，第7页。]从战略上看，黎元洪的判断是有远见的。对蓝天蔚突破南北约定的进击行为和解散北伐军，黎元洪进行了干预和规劝，比如对蓝借北京兵变赴津进援之举，黎元洪致电“事关重大，须电询中央，或由大总统电调，方可出发。顷得京津数电，皆云安谧无恙，尚希镇静为祷”。[ 《黎元洪就山东军政府拟派军赴津进援复该军政府电》1912年3月4日，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下，《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第217页。]蓝天蔚交卸关外都督事务，在袁世凯派员接洽之际，致电黎元洪，希望湖北同时派人前来，黎元洪则建议“为共和前途、人道主义着想，尊处宜速派妥员与之接洽，不必过于疑虑”，不必大费周折。[ 《黎元洪关于应速派员与段军接洽复蓝都督》，1912年2月21日，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下，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1982，第706页。]
在南北交争之时，蓝天蔚为北伐事与湖北都督黎元洪多有函电往来，其中最重要的是蓝向黎求援饷械。在沪期间蓝向黎求援，没有得到黎实质帮助，黎元洪推脱“惟是自起义以来，钱粮早经豁免，大藏所存，不过旧有之数。用兵既久，缺乏时形，此由吾鄂独当敌冲所致”。接着话锋一转，“足下抱敷天之愤，为北伐先声，东南诸省，当表同情。请即就近与陈都督切实商榷，并缅述吾鄂情形，必有以达高义也”[ 《黎元洪关于鄂省钱粮缺乏情形致蓝秀豪电》，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下，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1982，第456页。]，饷械接济请找沪军都督陈其美。在上海各界及沪军都督府的资助下，蓝天蔚启节北伐。但在北伐之中，黎元洪代表湖北都督府给予过接济。当时有“鄂兵工厂张鸿钧卷逃巨款来申”，黎元洪派“代表彭寿、庄时伯奉文来申查追”，提出“二十万两”，蓝天蔚委托潘月樵向黎元洪商借五万元，[ 《致关外蓝都督电》，1912年3月9日，顾虹、谭姗姗整理：《沪军都督府调查部往来要电》，《都会遗踪•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论丛》第七辑，第73页。]得到黎元洪许可，“照数拨给”。[ 《黎元洪电邝汉卿交彭寿朋》，1912年3月15日，顾虹、谭姗姗整理《沪军都督府调查部往来要电》，《都会遗踪•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论丛》第七辑，第74页。]张振武在沪为湖北购置枪械，曾有接济蓝天蔚北伐之举，[ 《张振武罪状》中有，“前次所购机关枪弹除湖北实收外，近证以蓝都督报告接济之账，尚匿交机关枪二支，子弹三万颗”等语。]是否得湖北都督府黎元洪允许，则尚未可知。
民初定都之争黎蓝表现出一致性。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提出定都南京，以迫使袁世凯来南京就职。但在南京、北京、武昌之间，定都何处，引起了各都督府、舆论界的大辩论。黎元洪代表的鄂军都督府起初坚持定都武昌，但发生北京兵变后，3月3日电称“丁此时机，万分危迫，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致亡”[ 《黎元洪为请早定国都致南京孙大总统等电》（1912年3月5日），《大公报》1912年3月10日。]，放弃建都武昌主张，支持建都北京。关外都督蓝天蔚通电，认为“共和宣布，南北一家，为因地点争执，将近两旬，尚未建设政府，几成无政府之国”，“请速暂以北京作临时政府地点，维持大局。”[ 《申报》1912年3月9日，第二版。]
蓝天蔚解散北伐部队之后，北京政府拟位置其为海军部长，为舆论反对，这是袁世凯故作姿态，“损蓝信用”的做派。[ 《詹大悲电》，《申报》1912年3月23日，第二版。]黎元洪认为蓝天蔚“笃于共和，而所长在陆”，不是海军部长的合适人选。[ 《蔡元培汪精卫致唐绍仪电》，1912年3月15日，黄彦、李伯新：《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第185页。]但向袁世凯多次举荐蓝天蔚。报纸传闻，黎元洪以“副总统遥领参谋部总长，只能主裁其事之重且要者，其余职守内之事皆由次长核行，是为该部次长者，其权力等于他部总长。闻黎公拟荐任蓝天蔚充任斯席，而蓝究嫌名位不尊，弗肯屈就”[ 《武昌大事记》，《申报》1912年5月7日，第二版。]。又有传“黎副总统荐举蓝天蔚充任参谋总长”。[ 《申报》1912年6月2日，第二版。]7月，黎元洪倡军民分治，报纸又传黎拟“委托蓝天蔚代理都督”，[ 《共和同盟两党之大决斗》，《申报》1912年7月7日，第三版。]事均未遂。但予时人印象黎蓝关系融洽，“黎元洪且力为汲引，世凯终恶其为人，不获进用”[ 沃丘仲子：《蓝天蔚》，《当代名人小传》卷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八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6，第64页。]。
民初黎蓝在政治上确有靠近的趋向。组党结社是民初一大政治现象。1月20日，湖北武昌集团成立民社，与同盟会抗衡，发起人名单头两位即为黎元洪、蓝天蔚[ 《申报》1912年1月20日，第二版。]。5月9日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党等政团合组共和党，选出理事长黎元洪，“程德全、蓝天蔚、李经羲位于理事之次，在党中占有重要地位”。[ 宗方小太郎（日）：《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近代稗海》，第12辑，删除人民出版社，1988，第80页.]
三
黎元洪以临时副总统、参谋总长兼湖北都督，驻武昌办公，历经群英会暴动、张方案、南湖马队暴动、镇压湖北改进团等政治风暴，“宋案”后，又支持袁世凯北京政府镇压二次革命。1913年10月当选为副总统，随即被袁世凯以霸王请客手段，召致北京，居于瀛台，成为袁世凯的“政治俘虏”，黎元洪领衔通电解散国会，代之以“政治会议”，主持制定了袁世凯独裁专制的大总统选举法。
1912年6月，蓝天蔚受北京临时政府资助出洋游历，经日本访美访欧。在海外期间，他研究各国时政、军事，运作外交承认。此时一直远离国内政治，鲜有与黎元洪交集之处。1914年初，游历年余的蓝天蔚回国，热情满满，向袁世凯多所贡献政见，然不为所用，仅以闲职备员羁縻之。
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逐渐升温，需要拉拢罗致各方人士为此鼓吹。1915年8月在杨度等人组织的“筹安会”运作下，全国开始了声势浩大的选举国民代表、国体投票和联名劝进活动。黎元洪一反常态，请辞参政院院长职务，表示“此次会期，决不到院与闻立法职权范围外之事”。[ 《申报》1915年9月5日。]此后，多次请辞副总统、参政院院长职，不获允许，即不到部视事。9月，袁世凯将黎元洪自瀛台迁入东厂胡同，黎即闭门谢客，不问帝制之事。12月15日，袁世凯接受帝位后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答称“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 张国淦：《洪宪遗闻》，《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