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事中，蓝天蔚、王天纵战斗在一起，而且王天纵在护国之役中以身成仁。时人费行简（沃丘仲子）在编著《当代名人小传》中，称王天纵“征白狼，复败归。世凯知其无能，视若点缀品。后段祺瑞当国，投谒不纳，愤归讨段，败逃之鄂。近依黎天才、柏文蔚等于川边”[ 沃丘仲子：《当代名人小传》（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八辑，第210页。]。且不论费氏文字中的褒贬，单从事实讲，说明王天纵健在于段氏当国时，并身与鄂西护法。那么王到底卒于何年？1920年在靖国联军豫军代表张文超就王天纵死因事致吴景濂的信中，我们找到了答案，函中称“旭兄（王天纵，字旭九。笔者注）于七月二十七日偶染时疫，吐泻交加，医药罔效，延至二十八日夜二时逝世”[ 《张文超就前靖国联军总司令王旭九死因事致吴景濂函》（一九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8，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第159—160页。]。据此，王护国成仁之举，实属无稽。
那么蓝天蔚在洪宪前后实际情形如何呢？1915年秋，袁世凯筹备帝制紧锣密鼓。9月5日，唐在礼领衔，蓝天蔚、蔡锷等20人列名致电大名镇守使，告以筹备帝制期间要“严防内乱”。[ 《唐在礼等复王怀庆电》（1915年9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护国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第127页。]9月19日，由蓝天蔚领衔81人以“湖北省公民”名义，上书称鄂省深受“共和之害”，力请“变更民主国体，确定君主立宪政体”[ 《湖北蓝天蔚等请愿书》（1915 年 9月19日），《崇德公报》第七十号，武昌天主堂文学书院，第 5-7 页。]。9月24日全国请愿联合会第三次请愿，认为“共和政治不适宜于中国之国情历史”，力请“另设征求民意机关”，“解决变更国体问题”，蓝天蔚列名湖北请愿人代表[ 《全国请愿联合会三次请愿书》（1915年9月24日），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二卷，武汉出版社，19,90，第978页。]。1915年底，蔡锷秘密抵昆明，发布护国漾电，蓝天蔚等在12月30日致电“云南唐将军探交蔡松坡先生”，称“前自国体问题发生，我公主张君宪，首先签名，弟等为利国起见，亦从其后。近闻我公顿翻前意，反对君宪，似与敌国政策相同”。劝蔡锷“早日回京，共维大局”[ 《孙武等致蔡锷电》，1915年12月30日《申报》，第10版。]。
以上种种，可见1915年蓝无反袁迹象，那么此时蓝身在何处？1922年阎鸿飞等人呈文所附事略中称：“袁世凯欲称帝，恐革命诸子有异议，侦伺颇严。君知不可脱，日为饮酒赋诗，徜徉玉泉山水间以自晦”。1928年呈文——署名者之一蒋作宾任洪宪前后陆军部次长、将军府翊威将军，当深悉蓝此时所为——所附事略中称：“时袁世凯欲称帝，惧民党有异词，侦君颇严，君外示混沌，内谋抵制，凡袁所命悉一笑置之，处境既艰，用心弥苦。”[ 张静江等：《蓝天蔚事略》，台湾“国史馆”《革命先烈褒恤案》，入藏登录号： 001000003857A.]可见蓝天蔚当时是身在北京的。
再结合蓝天蔚1916年5月4日授达威将军[ 《命令》，《北洋政府公报》1916年5月5日，第13页。]推测：袁世凯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5月尚派人刺杀了反袁的陈其美。蓝在此期间应无公开明显的反袁举动，才会授此官衔。
据上推知，蓝天蔚鄂西反袁证据不足，是附会而来。不过考察护国中蓝自杀的说法则饶有趣味。蓝天蔚确有两次“自杀”故事，尤其是第一次自杀事件影响极大。1912年蓝谋东北举义未果，转赴上海，请兵北伐，伤痛时局，感慨大志未申，无地用武，拔枪自杀，成为沪上哄传一时的佳话，报纸争相报道，甚至当时还演出此新剧[ 《民立报》1911年12月29日、31日，1912年1月8日报道；李玉坤整理《1912年：上海剧坛的改良新戏》中记载，刘艺舟等排演的新戏《蓝天蔚》在1912年4月27日至5月6日于上海新舞台上演，表现了这次自杀事件。]。1921年3月幽囚重庆而戕，川军也是以所谓的蓝“自杀”告白天下。显然，蓝天蔚自杀成为一个极具震撼力的悲剧符号，后人有此先入为主的印象，编排出护国自杀的情节，符合读者的阅读心理。而蓝与王天纵并肩战斗的形象，显然是拼接1920年前后蓝、王鄂西护法的故实，移植于前。
上引两段制造的事迹，也隐约看出后来者在写作时的深层动机，蓝天蔚革命的形象深入心底，作为民国早期的较具影响力的人物，似乎不应缺席清末民初的历次革命活动，“公必在场”成为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撰述者的想象，引用者的不察，遂为蓝天蔚包装了一个全新形象，只不过去事实则渐行渐远。
1921年3月蓝天蔚在重庆身故，死是休止符；后人记述其生平的文字，则是生的回响。由于文体要求内容高度选择，只录大善，不计过失，悼祭类文字常常出现似曾相识的圣人、完人面影，或忠烈义士，或含冤英雄，或举义高士，展示了蓝天蔚不同的人生侧面；加上特定的感情基调，其形象还表现出大才未尽、有德不寿的悲情色彩。呈请旌恤的公文，因深具目的性，则会为迎合政治，深浅入时地为蓝天蔚塑造出护法将军、党国先烈等勋绩昭彰的功臣形象。局外的历史书写，有其相对客观的特点，但也会因笔墨辗转，制造事迹，为蓝天蔚想象出“无役不与”的革命形象。
由是观之，在基本不离事实的前提下，身处不同时代的书写者总以文体、身份、目的为转移，为笔下的人物增改修饰，描画出种种不同的形象，后人认知的历史人物，正是经过上述筛眼选择留下的遗存。这种不断被选择、并层累叠加的历史记忆，到底是过往的历史，还是现在的设计，则需要阅读者去细细辨析了。
（本文发表于《近代史学刊》第11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4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