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社会心态冲突与社会发展方向的变化(4)

   1、思想混乱  

 民国建立后，全国出现许多新事物、新气象，但顽固守旧势力看来却是旷古未有的奇变与灾难。他们哀叹5‘邪说流行，堤防尽决”，“三纲沦，九法'工0千圣百王相传之遗教，扫除破坏，荡然无夏几希之存”。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对民国信心不足以及回归传统的言论、做法似乎证明全面回归的必要性，所以复古主义始终在呐喊，孔教会、宗圣会、孔道会、洗心社、孔社、大成社等各种尊孔团体纷纷成立，孔教会杂志》、‘不忍》、‘孔社》等复古刊物先后出笼，祭孔祭天活动热火朝天。好在复古主义已经臭名昭著，恰如汤因比指出的那样：“复古主义之所以受人非难，便在于他的企图的本性永远是要调停于过去与现在之间，这两种互相冲突的要求之不能并立，正是复古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内容的弱点。我们可以说，复古主义无异立足于进退维谷的两难之境，不管他们向哪一边走去都将找不到出路。如果他只恢复过去而不考虑现在，那么永远向前的生命激流势必将他的脆弱韵机制冲得粉碎。相反地，如果他要把怀古之幽情从属于改造现在的事业，那么复古主义便将证明是一种骗局。”复古主义没有把中国社会诱骗回旧时代，但事实上引起了社会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 

  有的人想不偏不倚中庸调和，来个中西结合，有的人急切地搬运西方最新的主义，或直接拿来作精神依靠，所以除复古主义之外还有刘师培、江亢虎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刘师培的《人类均力说》作为古大同思想的翻版吸引了低层劳动人民I江亢虎的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三无主义周国有一批幼稚的支持者I新村主义、工读主义为五四时期积极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奉为样板。

   比无政府主义更具吸引力的是尼采主义，许多人同时认为尼采主义能懈决中国许多实际问题。陈独秀‘新青年’发刊辞‘敬告青年》引用尼采关于奴隶道德和贵族道德的论述作为反封建武器，指出：“忠孝义节，奴隶之道德也，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他在<l人生真义>中再次强调尼采主张，“尊重个人的意志，发挥个人的天才，成功一个大术家，大事业家，叫做寻常人以上的超痊才乘生目的，什么仁义道德都是骗人的说话。”蔡元培在1917年元旦政学会欢迎会演讲中说：“迨至尼采，复发明强存弱亡之理……弱者恐不能保存亦积极进行，以与强者相抵抗，如此世界始能日趋进化。”茅盾《尼采的学说》写道，尼采“把哲学上一切学说，社会上一切信条，一切人生观．道德观重新称量过，重新把它们的价值估定……扫荡一切古来传习的信条，把向来认为绝对真理的根本动摇．”尼采主义成为万能主义，所以尼采主义者高叫“我们须提着灯笼沿街寻超人．拿着棍子沿街打魔鬼。”学各式各佯的主义还包括新实在论、国家主义、从柏格森、倭铿、杜里舒以及康德的先验主义到马赫、孔德以及英美经验主义、实验主义，从资产阶级启蒙时代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文主义到社会主义。主义汇集，百家争鸣，这时代的人不禁会举起左手支持这一方，同时举起右手赞成另一方，表面热闹，实质思想混乱。

   2、社会动荡 

  思想混乱使国家政治迷失方向，袁世凯死后，民国政治结构，政治体制没有回到临时政府水平，议会制实际上已经破产，袁世凯死后出现权力真空，地方日益坐大，政府权力衰微，对地方少有节制力，遂形成军阀割据混战局面。1920年就有直皖战争、粤桂战争，及直皖战争前后四川的川、滇、黔“三角战争”爆发，往下是1922年的直奉战争}1923年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战争；1924年的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11925年的奉浙战争。百姓既没有现代社会的法律保护，又失去传统的社会庇护，只好依赖地方军阀，正如法国路易·加迪等著的‘文化与时间)-书中指出；“直至近代，在中国，个人的安全感仍有帻于他们隶属的“扩大家庭”或“氏族”。奢北洋时期的“扩大家庭”或“氏族”就是地方军阀，个人安全对地方军阀的依赖以及农村封建经济构成了军阀存在的社会基础，致使北洋时期干戈不休，社会动荡．军阀混战驯起连锁反应，使社会经济严重滑坡。  

 3、经济萧条 

  军阀形成过程也是军队扩充过程，军费为此年年上升．1910年为1. 02亿元．1916年为1．53亿元，1918年为2. 03亿元，1925年为6亿元，1927年为7亿元．o庞大军费转嫁给民众，通过发行公偾，滥发钱币，增加田赋、盐税、厘金进行集资，结果农村经济迅速滑坡．1924年齐卢之战使江浙一带9县的耕牛、农具损失十分之二三到十分之六七不等，棉田收获有的六六成，甚至二三成左右。叠社会动荡，不事生产，水利失修，自然灾害造成损失严重．1926年北自东三省，南到广东省，发生几十年未有的大水灾、大旱灾、大风灾，受灾省份达12个以上。奢农民生活趋于恶化，以浙江兰溪农村短工实际工资指数为例，1912年为100，1921年下降为86.25，1927年为78. 82。 

  城市工业虽然继续保持发展上升势头，但底层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难以敷出，上海《星期评论）在1920年5月1日登载上海家庭生活数据，每月需米费8元，副食品5元，房租4元，薪火3元，衣服3元，缺工损失2元，合计34. 76元。同期工人月收入，粗工男子在10元至1 5元之间，精工男工在15元至20元之间．1925无统计粗工5口之家月支出需21. 34元，而收入：纺织厂9元，丝织厂8.5元，铁工机械厂15元，矿场14元。日为维持生计家属尽可能出工，以至“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六十岁的老头子，都上街拉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