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无锡社会的变迁——纪念辛亥革命九(4)

 在这批早期留学生中很多人获得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成为学有专长的高级人才。回国以后分别在自己的专业范国以内作出了贡献。有的成为革命家，领导无锡辛亥革命运动；有的成为教育家，创办了师范学校；有的成为科学家，研究和推广科学知识；有的成了工程师，在工程技木上有创新；有的成了教授和大学者，开创了高等教育的新局面；有的成了著名的医生，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等等。还值得一提的是出现了如胡彬夏这样的女权运动者，她在国内成立了第一个妇女团体。当时民间还流传有埝桥村前胡氏‘‘一门三博士”的美谈。这些事实证明，迈出国门，走向海外，向西方学习，是有助于我国早期现代化事业的推进的。    清末‘新政’十年之中的教育改革，促进了无锡文化环境的改变，十年之后的辛亥革命，无锡成为沪宁线首先爆发的城市，是由历史孕育而成的。 

  四、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有别于传统社会中的士和儒生，但其中的多数是由旧的士和儒生蜕变而来的。在中国近代前夜社会转型过程中，两者新旧交替，其色彩是斑斑驳驳的。    形成无锡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渠道不是单一的，模式也是不相同的。其中之一，便是原属士和儒生阶层的人，由于接触了新文化而逐步投身近代知识分子行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知识分子。如数学家华蘅芳、华世芳兄弟，教育家侯鸿鉴、顾倬、杨模，水利学家胡雨人，物理学家胡刚复三兄弟，新闻记者裘廷梁、裘梅侣，文史学家钱基博，医学家周福培等等。其中之二是有一定的手工业技术，早期以此谋生，后来接触了西方的新式机器，从而技术益精，且进而作技术的学理探索的人。如徐寿、徐建寅一家数人，他们不仅成了洋务企业中的技术骨干分子，而且为西方自然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贡献。徐寿人称中国化学之父，还曾仿制中国第一艘机动船——黄鹄号。其中之三，出入于商与士之间者。这类人本为旧式商人，经营旧式商业。上海开埠以后，外国商品源源而来，且经过沿海口岸输入无锡。这类旧式商人逐步改变了经营内容，本人也由旧式商人改变为新式商人。这一改变，使他们联系社会的面拓宽了。旧有的商业知识不顶事了，需要学习新知识，从而也加入了近代知识分子的行列，如由商人而买办最后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周舜卿、祝大椿便是这等人物。这只是一个极为简单的分类，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无锡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复杂性。  

 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初始阶段，在数量上并不多，但多半是‘新政”前后政府派游学政策鼓舞下出国留学的人，并由他们形成了一个核心，再从这一核心向周国辐射，带动培育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队伍就不断扩大开来。无锡自光绪二十五年（ 1899)到宣统三年(1911)十二年申，官费和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据《无锡地方资料汇编》不完全的统计，有115人。他们前往亚洲和欧洲已经进入了现代化的国家。就他们各自学习的专业f其中有确切资料者有64人），理4人、法11人、军9人、师范10人、医7人、工17人、经4人、文3人、美1人。第一位是工科，第二位是法学，第三位是师范，第四位是军事，第五位是医科，经济和理科并列第六位。这批人在学成回国以后，都分别得到自己的岗位，有发挥自己所长的机会，在社会开创了传统制度下所未有的新事业，培育了一代新人。其中如胡敦复、张贡九、杨萌榆、高阳、过探尧、顾青虹、孙廷贵等分别在外地担任大学校长或院长。杨模、顾倬、侯鸿鉴、吴稚晖、胡壹修、胡雨人、杨萌航、蔡文森等，分别在本地城乡创办了小学、中学、师范学校。医生如周福培、王海涛、周伦回国后创建起自己的医院或诊疗所，也培养了新一代的医护人员。 

  此外，由留学生发起组织的各类学术团体，作为辐射的发源地，也发挥了作用。如侯鸿鉴发起成立的“算学研究会’，裘廷梁、顾倬、丁福保发起成立的白话学会，杨萌航等发起成立盼‘励志学会”，杨萌航、蔡文森、顾树屏等发起成立的理化学会。理化学会还聘日本学者藤田功彦开设讲座，讲授白然科学知识。学术团体不仅是提供团体成员研究学问的阵地，也是向社会普及和推广科学知识，培育新型知识分子的一条渠道。著名的裘梅侣便是在理化学会听课，学习了各类科学知识，后来成为翻译家的。杨萌榆也是先在理化学会听课，以后再去日本和美国留学的。 

  上面已经提到，无锡的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在数量上不多。有人粗粗估计，不会超过500人，当时无锡城乡为80万人口，如果以500人计算，不过占到全县人口的0. 0625%。可是它却是经过了历史长时期的酝酿而形成的。而且正如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步履艰难，无锡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也一样是障碍重重。可是正是由于这一代的新型知识分子的起动，在无锡社会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奋勇地响应时代的召唤，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在社会改造中作出了贡献，辛亥革命只是开了好头。 

 五、民俗风情的蜕变  

 在明清以前，无锡在历史上并不出名。它西有常州、东有苏州，相距都不过几十公里。常州和苏州都属府治，是县治以上高一级的行政组织，苏州且是有省级行政组织巡抚衙门的所在地。因此在人文景观方面无锡要显得逊色。可是无锡的科举事业很盛，据地方志记载，自北耒政和年间理学家杨时创办东林书院起，直至清光绪年间，前后相继创办了十三所书院。其中明代万历年间由顾宪成、高攀龙重建的东林书院曾一度成为东林党人政治活动的基地，入清以后的书院基本上都是以八股文考课，为科举服务。因此历史上自唐以来，无锡考中进士的有540名，内有状元6名。乡试中举的更多，有1234名。“一榜九进士’，“六科三解元”是流传很广的美谈。因此在这样的氛国中，社会上各色人等，只要有书可读。不管门第和身份，都把‘学而优则仕”列为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  

 可是这种局面在明清之际逐渐有所改变，商业资本的发展，特别是成了四大码头以后，一般人的社会观念也逐渐改变。在传统社会中，商为四民之末，较之士、农、工，商人处于末位。此时发生了变化，商人的社会地位提高了，腰缠万贯的商人，尽管没有门第，没有身份，也可以和那些官绅平起平坐。弃学从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也是一条正当的出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有识之士谋求自强，提倡商战，社会上经商的空气更形浓厚。“清政’教育改革实行新学制后，普通教育之外又提出实业教育，兴办实业学堂，培养商业人才，从商的风气更盛。 

  长期的商业活动，培育了无锡人的经营本领。明清之际以后，无锡人便以精明著称，人称无锡人为“一把算盘’，也有人带有贬义地称无锡人为“刁无锡”。无锡人的精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讲究‘实惠”，一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和苏州人相比便可以看出来。苏州人被人称做‘苏空头’’，便是爱面子，讲究排场。尽管自己已是‘末路王孙”，遇事吃亏还是占便宜可以不讲，可身份不好丧失，门第不能受辱。精明当然是一般商人都具备的本领，但无锡人要表现得更为突出些。个人如此，群体也是如此，当然也给社会带来了一层负面影响。直到现在，无锡给人的形象，还是个商业性城市。

   马克思说资本无国界，商业资本的活动也没有地域限制。很久以前。无锡商人就冲出家门，外出经商。上海开埠以来，无锡人往上海经商的很多，久而久之也形成小小的气候，有无锡帮的称呼。虽然不能和广东帮、宁波帮、浦东帮相匹敌，但在某些行业中也占有一席地位。周舜卿、祝大椿等由商人、买办而转化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性人物，他们都是在走出家门，去上海经商发迹起家，又回无锡投资现代工业的。

   无锡商业经营的发达，不仅带动了一般人，而且还推动了地主阶级分子的转化。商业利润的诱惑，使他们不冉困于传统，坐享地租收入，而是把地租收入的积蓄投资商业经营。例如官宦子孙薛翼运，原是清政府的一名地方官员，但他放弃了官绅的身份，去上海和周舜卿合伙经营缫丝工业。无锡五大财团之一的唐家，原来也是农村中的地主，但他们很早就兼营土布业，以后又投资现代1业。另一财团杨家则相反，祖先是经营布业，由商业利润积累而成地主，且进入官宦行列，最后投资现代工业。过去，我们教条主义地理解近代社会的发生、发展过程，把地主和商人看作两种绝不相容的社会势力，其实这只是一面，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他们相互之间还有互相转化的一面。这就是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