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时期的上海外交(3)

　　在如何审讯案犯问题上，沪道袁树勋主张设特别公堂，由南洋大臣派员在上海县署内与俄总领事共同审讯。但俄领不但反对设特别公堂，只允在俄领署内审讯，而且也不同意会审，只请县观审。为此，袁道分别于1904年1月4、9、11日三次照会俄领，迭催俄领同意设特别公堂会审，确定会审日期，并阐述其理由。12日，俄领复照表示，中俄续约中并无设特别公堂的内容，周案定于明日上午十时在本署内开堂审讯，“请委上海县或他员届时到堂观审”。对俄领的无理要求，袁道当日即照会予以驳斥，指出“查中俄天津和约第七条明明有会同办理字样，所谓会同办理，即会讯也，何得谓并无明文乎”？宣布俄领若一意孤行，由此所激发的不测，“应由贵总领事担其责任”，并将“电请外务部普告各国，令阿斯科号、满洲号巡洋舰及格鲁苏福意号鱼雷艇离开上海口岸，不能再为保护，以保治安，而谢众口[51]”；声明“所请派员观审一节，断难照允！即使贵总领事及贵国带兵官遽行讯办，独断独行，未能满众人之心，则本道万不能承认！此案仍不得视为了结！惟有仍请照本道所议特别公堂会同讯办，始足以服大众之心，而伸死者之冤！”[52]同时，袁树勋致函沪上甬绅采取一致行动，不要派人到俄领署听审。[53]  

　　对袁树勋在周案中所持的严正立场，外务部起初也持支持态度。在接到有关周案的禀告后，外务部先照会俄公使雷萨尔，要求将凶犯交出，由华官审判。[54]在该要求遭俄公使拒绝后，外务部又于1905年1月3日致电驻俄公使胡惟德，指示与俄国政府直接交涉，要求俄国政府命令俄领事交出凶犯，进行会审，从严治罪。[55]1月13日，再次致电胡惟德，声明俄领事仅允华员听审的提议不能接受，“希向俄外部切实声明，径由海部饬知俄领遵照沪拟办法，切勿含糊！”[56]

　　然而，俄领不顾中方的一再抗议，13日在中方没有派人会审的情况下单方面开审，并根据俄律第1058条和海军律第134条的规定，以凶手亚其夫所犯罪案系出无意，判处4年苦工；水手地亚夫所犯仅为违背巡捕命令，罚15卢布或监禁5天。[57]  

　　对于俄方单方面所做的这一判决，沪道袁树勋于次日亲赴俄领署，表示强烈抗议，声明此案关系重大，如不与华官会审，上海各帮华商将与俄国在沪商家停止贸易。同时，袁道又电禀江督和外务部，强调“此案非办到特设公堂，不能会讯；非办到会讯，不能服众。”[58]沪上甬人也奋起抗争，15日上午数千人在法租界四明公所集会，经上海绅商和袁道派人劝说，表示此案已电禀外务部、江督，将与俄方谈判解决，众人才陆续离去。[59]上海各帮绅商则做出在此案解决之前“暂时停用俄国道胜银行钞票”的决定[60]，以示对俄领单方面审判的 抗议。  

　　然而，就在俄领事对周案做出判决的同时，俄国政府通告各国，指责清政府违背中立，暗中援助日本，扬言俄国也将“不守战界之约”，威胁要把战火扩大到东三省之外地区。[61]在此背景之下，外务部对周案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变，为避免周案问题复杂化，引发暴动，为俄国指责中国没有履行中立义务找到新的借口，不再支持袁道的主张，希望速将此案妥协了结。14日，外务部致电两江总督和袁树勋，强调“俄方寻衅，意在坏我中立，务饬寓沪甬绅，切实开导商民，慎勿暴动，授人以隙。大局所关，该绅等必能体察也。”[62]15日，外务部便电派商约大臣盛宣怀督同袁道办理此案[63]。而盛秉承清政府“速了”的旨意，抱定“以息事宁人，不生枝节为主”，认为以俄舰归我保护，案犯即归华办理缺乏条约根据，难以办到[64]，因此在与俄方交涉中不再坚持会讯，将争论的问题转到审判是否适当和监禁年限问题上，为周案的解决找退路。17日在与俄领会谈中，盛提出犯者虽系误犯，但杀者实是故杀，判讯监禁4年，未便照准，应将全案录送复核；另案犯的监禁日期也应自押到俄国之日为始，在沪监禁日期无论久暂，均不计算在内。[65]2月3日，盛宣怀督同袁道与俄领再度会议，提出以下4条要求：一、应将案卷检送驻俄胡使照讯俄外部转咨俄海部复核，按俄律第1058款，将案犯判禁8年；二、监禁应自押到俄国之日起算，在沪监禁无论久暂，不在限内；三、应给抚恤银两，可听死者家属自做善举；四、俄船兵民，来者日众，应援引威海卫等处章程，圈禁保护，不得听任游荡，酗酒滋事。对于一、二两条，由于其实际的处理和决定权仍在俄方，俄领事表示照允，后来第一条的要求也被俄国政府拒绝。至于第三条抚恤问题，俄领表示恤金只能给家属，数目请示雷使即可确定。关于第四条内容，俄领表示自周案发生后，即已严禁游荡酗酒，如要订立专章，领事无权。[66]盛宣怀此时与俄领事的交涉实际上只是表面文章，仅仅出于“稍慰人心”的考虑，已无多少实际意义。会后，盛宣怀即请在座甬绅传谕息争，并电告外务部，宣布了结周案。[67]  

　　四、续来俄船弁兵的安置、管理与遣返  

　　就在中俄双方因周生有案进行交涉的前后，随着俄国在战事中的一再败北，不断有俄船弁兵逃至沪上躲避，给上海的安置和管理带来沉重的压力。  

　　鉴于烟台发生俄舰被尾随而至的日舰强行拖走的事情，因俄方的要求，滞留烟台的俄兵40余人于11月初乘德船“阜利”号被移至上海安置[68]。11月26日，北洋舰队“海容”号又将烟台俄舰弁兵49人运至上海，安置在俄巡洋舰”满洲”号上。[69]至此，在上海安置的俄舰弁兵将近千人。为防止俄舰弁兵逃逸，加入正在东来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重新投入战争，日方一再要求中方求实履行中立国义务，加强对上海俄舰弁兵的管理，严防逃逸，否则，“中国应担暗助之责”。[70]为此，沪道袁树勋与俄领交涉，要求开送新到俄舰弁兵的衔名、籍贯、年岁清册，或具结申明非中国允准，不得擅离上海。同时，为防止再次发生俄舰弁兵上岸伤人事件，袁道还建议加强对俄弁兵的管理，由中方派人管束，不准俄舰弁兵再赴租界，电禀江督和外务部与俄使交涉[71]。外务部也照会俄使，敦促饬令俄领将最近两次由烟台运沪俄舰人员具结签印，送沪道备案，并允沪道随时派人上船点检人数。[72]  

　　由于俄领以种种理由拒绝沪道的要求，1905年1月3日沪道袁树勋又拟定约束俄舰弁兵办法7条：一、俄员弁水手等既为军事犯，应恪守江海关道与俄领订定之章程行事；二、俄员弁水手等只准在关道指定之地即浦东东清码头体操散步，不准他往；三、若俄员弁水手等有潜逃偷渡出口或往指定地界之外，准中国地方官随时捉拿；一经捉拿，即作为有意败坏中立条款，径由地方官审判定罪，无庸会同俄官办理；四、关道应向俄领事坚索停泊浦江各艇舰船主员弁水手等衔名送道，随时派员按册清查；五、关道应与俄领事订明准中国官员暨海关税务司或海军或陆路官兵上船查察有无装配器械汽机军火煤斤等物，及船主员弁水手人等是否在船；六、关道应分别照会值年领袖领事及法总领事，分别一体转饬工部局洋包探严查界内有无俄国员弁水手人等；七、关道应禀请南洋大臣咨调北京同文馆俄文翻译一员来沪，派充关道翻译官。[73]袁道的意见得到两江总督和外务部的支持，1月11日外务部就俄有关与俄有关的前5条内容照会俄公使雷萨尔，表示沪道所拟5条办法符合国际公法，“系为彼此相安，免再滋事起见”，请转行驻沪总领事饬知俄船员弁水手人等一律遵守。[74]2月9、13日，外务部又因沪道袁树勋的催促，电令驻俄大臣胡惟德就袁道所拟5条约束章程与俄外部切商，径饬俄领执行。[75]在外务部的一再催促下，俄驻华公使雷萨尔于2月21日照会外务部，虽然认为沪道所拟章程系受日本人指使，文字表述多不友好，与中立条例不符，但同意就这一问题由沪道与俄总领事另订“和睦章程”。[76]  

　　经沪道袁树勋与俄总领事一再晤商，对袁道所拟5条内容和文字加以修改，于3月18日订定约束办法4条，并附订添装煤斤规章一条，规定：一、俄船员弁水手人等既入中立国口岸，应恪守关道与俄领事订定章程行事。二、俄船员弁水手人等只准在关道指定浦东东清码头圈定之地体操散步，不准他往；如偶尔因公往来租界，应由船主另给护照，以示区别。三、关道指定东清码头地段，如俄船员弁水手人多，不敷散步，由关道另择地段，亦用竹篱围好，准予散步，以示格外体恤；惟俄船员弁水手人等出入必得由船主派员随同监视，按照军律行走，免与乡民滋事；除指定地段之外，不得闲游，并由关道保护；倘不遵守定章，任意闯越，即由中国官拿送船主严惩；如乡民生事，亦由中国官员自行严办。四、俄船停泊浦东之东清码头，战争未毕，不得离开该码头，所有员弁水手人等前已出具切结，非中国官允准，不得离开上海口岸在案，今再申明：若俄船离开东清码头及员弁水手人等或有私自离开口岸者，惟俄总领事是问。五、俄艇舰上煤，每次以足敷一月为准。[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