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_不流血的革命(3)

   绅士中国传统绅士的近代流转，本身就是现代性结出的果实。近代中国的绅士成分极其复杂，在他们身上，存在着传统性与现代性剧烈摩擦所产生的强烈的磁场效应”：绅士的传统性令人景仰、绅士的现代性令人造慕。传统性与现代性在绅士身上激烈押突，却又奇异般地协调了。这究竟是传统性对现代性的妥协？还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有协调性抑或现代性本身具有巨大的渗透性？不过，这里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中国传统绅士的近代流转，是从基础上对晚清上层社会结构的消解。第二，近代绅士身上所产生的磁场效应，，，提升了绅士的社会地位。由于绅士特殊的社会地位及其对社会各阶层的吸附。在晚清政权之外无形中形成了另一个权力中心。这个权力中心的存在，不仅是对晚清中央集权的疏离。更是对中央集权的瓦解。

    近代以来，绅士总是处于社会改革和革命的显要位置，从三元里抗英到反洋教、立宪运动、收回路权运动到辛亥革命。大体说来，绅士一开始主要是在地方领导抗击外敌入侵的斗争。随着绅士向上层社会的流转，他们走向了参与国家决策的道路。这从他们在戊戌变法中的行为可以看出。戊戌变法以后。绅士变革现实的态度更加激进。这个时期。绅士进入政界、军界、企业界的人数大幅度地增长，他们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重要来源。他们不再甘当现实政治的配角，要求对现有的权力、利益资源重新加以配置，他们要成为权力的中心。尽管上层绅士在政治倾向上有激进、缓进之分。但是，他们在整体上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对清政府的不信任，绅士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作为传统的特殊社会集团而把持着社会。他们也不再因为是支持同一政治制度，或一致信仰儒家思想，或维护共同的合法特权，而团结在一起了。当清政府搞新政”时，以绅士、地方督抚为代表的立宪派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他们通过力量的聚合，发起多次立宪运动的冲击波，中央和地方的谘议局绝大部分由绅士控制。绅士最为关心的是政治上的议会民主、经济上的收回利权。如四川省谘议局，它的127名议员属于上层阶级(35名有高级功名，另外74人有低级功名)；有4人已知为同盟会会员，不少人倾向于革命，许多人是梁启超的追随者；不少人不仅投资商业，而且在地方事务的管理上与商人合作，像铁路公司的13名董事中，有7人是四川省议长蒲殿俊（他和湖北省议长汤化龙、湖南省议长谭延恺是同科进士，后一起留学日本，追随梁启超）的亲密合伙人

    由于清政府在议会民主、收回利权两个问题上采取了欺骗的做法，立宪派对清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其初恐清廷不立宪，其继愤政府假立宪，其后乃不欲出于和平立宪，而思以铁血立宪。他们由对清政府的支持一变而为对革命的向往，很多地方的光复都是由绅士发动的，如浙江省53个州县的光复。由绅士主持发动的就有30个。由革命党人联合绅士发动的就有20个，占94. 3%。另据统计，在浙江省62个州县的新政府中，28个都督（军政长、司令）中绅士占7人，在61个民政长（民事长）中有41位是绅士，19个县议会的议长全部由绅士担任。绅士已实现了社会角色的新的转换。

    当然，在加入革命的这部分绅士中，不乏假革命党人。但是，对于绅士来说，无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他们都不得不接受一个已经到来的新时代了。同时，对于厕身于上层社会的绅士而言，总体上，尽管他们实现了社会角色的新的转换，由一个古老的社会阶层变成为一个与时共进的新的社会阶层，但是，由于传统文化在他们身上的烙印最深，所以，他们在文化上”与传统性具有最难以割舍的亲情。其文化反弹性”也最强。又由于他们既是现实政治的受伤害者，也是现实政治中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在利益上”几乎是带着‘自我既得利益保护”的本能来与时事发生关系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在现代性张力面前往往表现出一种十分矛盾的心境情态。

    在本文所讨论的四个阶层中，新知识分子官僚最具有革命性。在他们身上，现代性意识最浓，与传统性联系最少，对旧制度的依附性最弱。他们尽管加入了上层社会，但是，并没有真正被融入旧的权力结构，相反，他们几乎在一开始就反叛着旧政权。

    新知识分子官僚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戊戌变法运动中，他们曾经是变法的积极分子。其后，随着留学生（主要是留日学生）的大量回国并进入上层权力机构，新知识分子官僚成为清政府中一支颇具规模的革新力量。新知识分子官僚中有不少原来是绅士。他们既有旧功名。又有新学历。据统计，湖北省在清末20年间，4万多绅士中至少有2万多人是通过新式教育参与社会结构流转的，约占绅士总数的43%，江苏省至少有50%的绅士在接受了新式教育之后而流向其他阶层的。在辛亥革命前10年。新知识分子官僚总体上都有变革现状的要求，但是，在具体的现代性操作方案上，又有明显的分野，激进者主张革命，缓进者主张立宪。后者与传统性联系较密，多为获得过旧功名的绅士，前者与传统性关系较疏，现代性意识更浓，有的获得过旧功名，有的没有获得过旧功名。他们学习的新知识，以政治、军事、法律方面的东西居多，所以，他们在统治集团中主要从事军、政方面的工作。据一位外国学者统计，到191 1年，中国大约有800名陆军军官曾经在日本受过训，回国后，不少人是军队的司令、参谋长或教官，其影响很广。时人评论归国留学生说。‘有的主张革命，有的主张立宪，主张虽然不同，甚至因争论而丑诋、而斗殴，但不能否认，大多数皆爱国分子。在皇族内阁”成立后，不少立宪派的新知识分子官僚最终放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转而加入革命的行列。他们在各地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秘谋革命，并即以谘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

    对新知识分子官僚来说，他们在晚清上层社会中属于最具有革命性的阶层，但是，他们对现代性话语的言说仍然是有所保留的。没有旧功名的新知识分子官僚，在与现实政治权力的关系上，比新式技术官僚更少依附性；在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上，比绅士更少依附性。但是，出身绅士的新知识分子官僚既有对现实政治权力的依附，也有对传统文化的依附。而就整个新知识分子官僚阶层而言，由于他们同样既是现实政治的受伤害者，也是现实政治中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同样具有‘自我既得利益保护”的本能，要么出于文化上”的，要么出于纯利益上”的，要么两者兼而有之。而这种本能恰恰对现代性的进一步扩张设置了屏障。这就是说，他们对于现代性的这种矛盾情结，使他们在扮演现代性情人角色的同时也扮演了现代性敌人的角色。至于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并非是文学的杜撰。在辛亥革命时期确实能够在现实政治中找到人物的原型。由于新知识分子官僚在晚清上层建筑中以及在辛亥革命中的特殊的时空定位。所以，辛亥革命的不流血性”便具有历史的逻辑性了。二、精英革命与辛亥革命的不流血性”

    精英阶层在这里指的不是传统式的英雄主义意义上的社会群体，而是在近现代社会中产生的最具有现代性意识的一部分人。精英阶层是现代性的产物，同时又是现代性价值的最主要载体，是现代化运动的领导者。近现代社会是产生精英阶层的社会。近代中国精英阶层是西方现代性输入的结果。所以，近代中国的精英阶层不仅具有中国传统的民族情感，对国家坚韧的忠诚意识，而且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们焦躁于国家的落后挨打。发奋于民族的振作复兴。他们既是民族传统的批判者。也是民族复兴的推动者。他们批判传统，其中有些更为激进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甚至表现出“决裂”的情绪，但是，他们反传统的基本动机是现代化，所以，在他们的现代性理论中，反传统与现代化是同一意思。他们强烈地感受到西方现代化的强大威力，深深地迷恋倾情于现代性之中，对现代化——西方化天然地具备价值认同的心理前设：他们也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对立物、批判者，他们批判“冲突和征服”的西方民族主义，但这种爱国主义已经脱离了传统士大夫的那种迂腐的“文化优越性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思维窠臼，确立了新的现代的民族主义观念。他们批判西方殖民主义的目的是为了使处于与西方不平等地位的中国通过现代化富国强兵，走上与西方平等的发展道路。民族平等”、民族主权”、生权在民’，等现代民族主义的实现，只能靠现代化。  民族建国主义”的口号就体现了上述内涵（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第五期，1903年）。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只能学习西方。所以，近代中国的精英阶层都形成了模式化的现代性思维定势——把批判的对象作为学习的对象。很显然。对西方既批判又学习的现代性理论。就是要用现代化的动力重现‘长城的神话”。不过，把现代化模式化为西方化的现代性情结，又给中国的精英阶层带来许多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