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_不流血的革命(4)

   近代中国的精英阶层，包括新式知识分子、民族企业家、职业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绅商等。他们中的多数人同时具有多种身份，具有边缘化的特点，很难从纯粹意义上对他们的身份加以归类。精英阶层在政治理念和价值取向上同样具有多元性和边缘化特点。除了职业政治家和革命家具有坚韧的政治理念——他们的理想就是要通过强力的手段改变中国的现状，使中国像英、美那样成为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其他大部分人的身上往往同时存在着多种政治信仰和价值追求。总体上看。上层精英要比中下层精英的思想更复杂，传统的价值观更浓。改良主义、君主立宪是上层精英的现代性方案；暴力革命、民主共和是中下层精英的现代性追求。    上层精英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上层分子。他们既是现实政治的批判者，又是现实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中有的人本身就是上层统治集团中的成员。因此，他们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是有保留的，对传统的感情是比较深的。在他们的身上，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冲突体现得更为激烈。他们从传统中游离出来，又留恋传统；他们追求着现代性，又困惑于现代性。他们这种边缘化的情感注定了他们要经受炅魂分裂”的更大痛苦。以张謇为例。张謇作为中国最后一位状元，有功名，有官禄，在清朝和民国的上层社会中都有令人眼热的地位。他对传统既怀疑又留恋。他是立宪派中最后一位放弃君主立宪理想的人之一，又是民国新政府中的第一任实业总长。他身居官场，却笃信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他深感‘书生”‘空言”、负气”之病”。难以承担时代赋予的求国之强”的重任。他投身于实业。就是要摆脱传统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俗套。在拥资者”与秉政者”之间斡旋。尽管他肩负振兴中国实业的重任，但仍留恋知识分子的传统价值，常感心理上的失衡。

    与张謇有着相同或相似心态的绅商，不在少数。上层精英对于现代性的这种情感体验决定了他们的现代性方案的渐进性，其渐进主义的方案f变法）曾经一度成为激进主义方案f革命)实施的阻力之一。辛亥革命前，由维新派蜕变为保皇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竭力反对

    ①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说：中突和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它的基础不是合作。它已经演变为一种完备的权力组织，而不是精神理想。”见泰戈尔著、谭仁侠译：《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页。革命派的方案，并同革命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但是。由于上层精英的主要政治倾向是要求变革，并且，由于他们在后来大部分也都转向了革命派的行列，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使辛亥革命具有不流血性”的重要因素之一：从与清政府的联系性来看。他们既对清政府存在某种幻想，想在利益上”与清政府取得某种协调，又对清政府缓慢的变革态度极其不满，是清政府体制外的强大的压力集团f已经是上层统治集团中的成员的上层精英则是体制内的压力集团）；从其革命的妥协性来看，上层精英的妥协性是导致辛亥革命不流血性”的主要原因之一，上层精英尽管不是革命派中的主力，但是。他们在各地拥有比中下层精英大得多的社会力量（地方谘议局是他们的政治活动的中心），有的地方实际上就是上层精英在控制着革命的形势、节奏、格局，尤其是上层精英与立宪派、旧势力相互合作，同中下层革命派争夺利益，甚至为了能在革命后得到更大的利益，他们不惜以牺牲革命为代价去和帝制妥协，这一方面使辛亥革命的过程变得十分复杂，格局变得扑朔迷离，另一方面使辛亥革命难以发展成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只具有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象征符号的意义。    中下层精英主要是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及依附于他们的新知识分子。同上层精英相比，中下层精英身上的传统性要少得多。他们是近代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之后作为民族资本主义政治上的代言人而出现的。现代性的直接结果是现代生产方式的产生。现代生产方式又是现代阶级划分的社会学基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身份来源很复杂，但是，他们一旦涉足于现代工商业，他们也就远离了传统政治权力的中心f与官僚资本不同），成为传统政治的边缘人。尽管晚清政府在其存在的最后十几年里，多次颁布政策、法令，鼓励投资现代工商业，但是，农本商末”的传统价值观念并未有多大改变，投资工商业者从内心感到自己是社会的边缘人。这说明传统在他们的经营生涯中，仍时时在起作用。他们的民族主义情感是无可置疑的，也具有开拓性、进取心，但是，他们越如此，越感到痛苦，原因在于他们的非独立性的地位。国家失去了独立性。民族工商业者也就失去了独立、平等、自由的发展空间。他们无法与外国的在华资本平等竞争，处于经济权力中心的边缘；他们也无法与本国的现实政治相抗衡，处于政治权力中心的边缘。但是，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以自己的独立性为代价，换取西方资本力量的庇护和本国政治力量的奥援，他们就在夹缝之间、边缘地带苦苦挣扎。所以，他们往往不得不同时扮演几重角色。不得不与各种社会关系建立网络，以至于西方研究者认为在下层资产阶级与上层资产阶级之间。在买办与民族企业家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界线，改良派资产阶级和革命派资产阶级之间的划分似乎也很难预测。这就塑造了他们在革命中的软弱的性格。而他们的政治性格的软弱决定了辛亥革命只是一场精英革命’,而精英革命”与这场革命的不流血性”存在着逻辑的关联性。三、民众的双重边缘化与辛亥革命的不流血性”

   革命派最为可贵的是他们始终坚持把暴力革命作为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前提和手段，在他们的现代性方案中，暴力革命是其最有力的支撑体系。所以，在辛亥革命前的10多年中，他们一直醉心于武装起义，有的甚至热衷于个人暗杀。他们认为，此时的清政府就像‘L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己成熟。只要猛击一掌，清政府便会垮台：有的人甚至认为只要除掉清政府的某个要员，中国的事情就解决了。为此，革命派在全国各地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结果都遭到了惨败。从这一点上讲。辛亥革命是流血了。这些流血牺牲并非是无意义的，它催化了革命高潮的到来，原本十分紧张、脆弱的清政府在革命的点点星火中更处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噩梦之中。但是，作为对几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根本变革。辛亥革命流的血显然是太少了。不流血的、和平的发展是人所共求的，但是，对于传统性沉淀得极为深厚的中国来说，革命的代价少，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变化就小，革命后付出的代价可能会更大。

    统观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的军事行动，精英革命”所暴露出的弱点极其明显，这就是军事冒险主义、个人英雄主义。起义零星、分散，缺乏整体的战略上的谋划：规模小。一般都是几百几千人的起义，几万人的起义只是极个别的；起义的地点大多在华南，远离清政府的心脏，对清政府的致命性打击力度不足；输入革命，缺乏深入细致的军事准备；脱离民众，起义带着浓厚的投机性。革命派对于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不加选择地加以利用，军阀、秘密会社甚至帝国主义的力量（如日本的黑龙会、法国的退伍军官等等）都是利用的对象，但是，他们却没有利用(只有极个别的起义除外）下层民众的力量，而下层民众才是革命派进行革命的最深厚的社会资源。

    作为辛亥革命标志性事件的武昌起义，实际上也是单纯的军队起义，而且是仓促发动的。但是，与其他的起义不同的是，湖北的革命党人在此前的十几年中，做了大量的深入的组织工作，这是武昌起义胜利的极为重要的原因。正如胡绳所说：满清政权固然已腐朽到极点。但究竟是有着强有力的统治机构和军事组织。断不会只因这样规模不大的军事起义就吓得自行下台”，因为他们的军事起义的目标正与广大人民的要求相一致，因此终能得到人民的拥护，离开广大人民的群众运动的背景，这些单纯军事起义甚至于可说是没有意义的。’

    革命派不是没有下层民众的支撑。而是革命派自己没有利用这一最深厚的社会资源。下层民众的广泛参与，可能会使辛亥革命流的血要多得多，但是，革命所收获的果实也将丰厚得多。辛亥革命时期，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始终很活跃，这些斗争形式多样，主要有：抗捐抗税、抢米风潮、反清起义、反洋教斗争、保护路矿权斗争、抵制美货运动、拒法拒俄斗争、工人罢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