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前后社会风尚的急剧变化(4)

四、新风尚是在同旧风尚相斗争中缓慢地发展着

    一种社会风尚习俗的出现与形成，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既受制约于经济基础与政治形势，又反映了一定的传统习惯势力，表现出一定的历史惰性。一些传统的习俗，很难被一二次革命运动所清除，而是靠以风风之、以化化之。它往往又是同-定的时代潮流和社会思潮密切相关的。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新风尚，是在同旧风尚相斗争中缓慢地发展着。新风尚主要是在城镇中流行，旧风尚在广人农村与边陲地区还有很人势力，顽固地存在着。

    以雉发留辫而论，武昌起义后，多数人均愿自动剪除，但仍有不少遗老与劳动群众早已习惯不愿剪去。但迫于社会舆论，不敢拖着长辫招摇过市，“于是有盘结头顶者，有乘坐肩舆者，有垂辫胸前者，有减辫领内者。”在偏僻闭塞之区，竟成立“保辫会”、“复古会”，甚至“视无发者如同仇敌。”即使在通都人邑，也有讥削发者为触犯刑律之徒，或骂“剪辫即系投洋”者。张勋的辫子军还带有强烈的政治性质。此类保辫心理，又多出于忠孝。“一般顽固者流，辄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而辫发犹所在皆有，盖忠孝之表示也。如人人、老爷的称呼，“于南方官场渐息，民间则依然，北方则无论官民，已相习成风，而莫之改。”如对缠足恶习，人皆知其坏处，但有人仍“以脚小为贵”，致使“父母非不爱子，以束缚于风俗，故忍心残贼其所生。”男女交际、自由恋爱，更是遭到猛烈诋毁。报刊发表社论说：妇女“借入学以放浪形骸，托择交以脱略行检，”而称：“男女往来，禽居而兽爱，则反不如家庭专制之为妙矣。”对闺女的自由恋爱，为父母者有为此感到羞辱无颜见世人，以致自杀或杀人者均有之。持“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子治外，妇子治内”的观点者，“有谓女子生理与男子异，不宜于参政者；有谓女子心理与男子异，不宜于参政者。”由此可见，千百年来的习惯势力是一种可怕的势力。

    习惯势力是由社会风尚形成的，它又是由传统观念造成的，反映了儒家传统思想的源远流长的影响。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来，西学不断传入，在西方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思想冲击下，中国传统观念体系才开始逐渐崩溃。不过，到辛亥革命时期，儒家思想仍在文化思想领域内有很深的影响。即使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仍受其影响支配。如章太炎“发布求婚广告三条，一须文理通顺能作短篇文字，一须人家闺秀，一须有服从性质、不染习气者。”可见，在章的头脑中仍有门第观念夫唱妇随的封建思想。又如在反封建斗争中喋血京门的彭家珍的未婚妻王氏请过门守节，“王氏坐八抬人轿，……军乐铿锵，车马络绎，街道为之拥塞，严、张两都督均亲往庆贺，观者咸啧啧称羡。”再如革命党人控制的广东军政府，见“该处社会道德之沦丧，荡检逾闲之事日益增多”，于是“决计规定章程，禁止青年男女在途中偕行，非有年长者伴护不可。”用政权来干涉男女之间的社交，说明执政者也同意恢复封建网罗。因而在上海成立了“昌明礼教社”，“有不少革命党元勋参与发起。上海的报刊也连篇累牍地发表鼓吹恢复旧礼俗的文章与社论，《人公报》上刊登《论旧道德适用于今日》等类的文章，屡见不鲜。

    新旧习俗之争，自然会发展到反孔教与尊儒教之争。要破除旧习俗的人多是反孔的，而卫道士则多是尊孔的。民国初建，广东商团搞了一次“恭祝孔圣诞辰”的活动，“各团军及军乐队、公安会员、七十二行、九人善堂、总商会、孔圣会共数千人．齐集商团操场联办广府学官谒圣。”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有的革命党人主张尊孔。山东孔教会成立之日，“维时天寒雪飞，冻指裂肤，而到会者云集，亦足见人心之未忘孔教。”二次革命失败后，尊孔之声随着袁世凯的提倡而甚嚣尘上，“近日各省请愿，以孔教为围教者甚多。”

    旧的习俗风尚之所以能影响人们的世俗观念，这其中既有经济基础与政治原因，又有中西方的文化思想体系各不相同的原凶。中国的四维（孔、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与西方的拜金主义的道德价值观念相比较，各有其优劣。我困民l刚也有“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之说。儒家伦理思想中的有些内容，在调整家庭与社会关系方面，也有合理的部分。西学人师严复晚年都还在赞赏儒家的某些思想。一般的旧士人夫念念不忘儒学与传统习俗，乃为势所必然。中西混杂，新旧并存的事例不胜枚举。以婚礼为例，江苏宜兴“自民国以来，政体虽变，……最可笑者，新郎高冠峨峨，履声橐橐，在前面视之，固俨然一新人物也，讵知背后豚尾犹存，红丝辫线，坠落及地”，而陪宾四人“有西装者，有便服者，有仍服满清时礼服者，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其他方面，类似的情况也不少。这说明在习俗方面也与政治上一样，常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而且，移风易俗的工作，是需要灌入细致的思想说服工作，只能采取开导与疏通的方法，不能简单粗暴，急于求成，更不能凭暴力去强制执行。如对剪辫一事，1912年1月2日，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在致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的信中，对浙军光复南京时，在市内强行剪辫行为的描述写道：“驻在南京的浙江部队用很特殊的方式来庆祝孙文博士当选为临时总统。白天，他们的队伍带着剪刀做武器在各个主要街道上游行，对他们所遇到的所有那些仍然蓄辩的中国人，一律用剪刀剪去辫子。他们不分老幼贫富，所有人的辫子都遭受到同样的命运。此地的人民对这个暴行确实感到非常愤恨。……有人告诉我说：军方像所有的其他的人一样，对浙军的行动感到愤慨。但他们不敢制止这些罪犯，更不敢加以惩罚。……不过，到现在，南京必定只有很少的人仍然保留着他们的辫子，因为为了避免遭到当众剪辫的侮辱，这里几乎所有的男人现在都已经剪发。甚至年轻的姑娘们也把头发卷成小面包形，盘绕在头顶上，而不像以前那样梳成辫子垂在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