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潮到传统：辛亥革命与“革命”话语的时代(2)

　　其次，革命话语在清政府的官员乃至皇室宗亲中，也有一定程度上的认同。“当时颇有人传言谓其有意交结革命党人表示好意”，[11](第5集,P228) 甚至在拟处革命党汪精卫极刑时，肃亲王曾与法部尚书廷杰说：“革命党人遍天下，旦夕且暴发。”[16](P266) 并示意减轻对汪的刑处，以至于章炳麟“特致书善耆，劝其加入同盟会，合谋革命”。[11](第5集,P228—229) 《朝野新谭》中也有裕庚之女谈论革命的一番对话：“中国本称古国，夙称守旧。苟有改革，则必有不便于己者出而沮挠。今则世界又一变矣。留学归国者日见其多，彼曹亲沐西方之文明自由，故欲绍介于中国，遂不得已，而有革命之事，吾固甚表同情，以个人意见言，吾亦赞成革命。”“今之倡言革命者，亦不过要求人民应得权利，以官职言，人人固当有服官之权利。若如满洲人之法，如摄政王之法，则无钱者将终其身沉沦，而不能自达。欲不革命得乎？”[17](P70) 虽然“野史秩闻”难以确证，但从此社会传闻中似可以感知整个社会各个层面所受“革命”话语影响的广度与深度。

　　最后，革命已经作为一个“公共话语”而存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几成口头禅，被中国社会广为接受并成为公众信仰，以至于辛亥革命多年之后，邹鲁仍不免感慨：“辛亥武汉起义，上海《民立报》日事制造利于革命之电报新闻，清吏震惊，党人气盛。”[18](P493) 黄郛夫人沈亦云也回忆说当时“上至社会名流，精英贤达，下至商店伙计，贩夫走卒每日都争相阅读报纸。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常能看见或数人聚看一张，或一人读余人听，或顾客与店员隔着柜台讨论光复与共和，延迟了买卖”。[19](P59) 甚至社会上，“别有一部分人，则改名‘扑满’、‘打清’之类，算是英雄。”尽管“这些大号，自然和实际的革命不甚相关，但也可见那时对于光复的渴望之心，是怎样的旺盛”。[20](第1卷，P204) 鲁迅的《阿Q正传》也设“革命”一节，形象地描绘了辛亥年间下层民众的“革命心态”。当然，许多民众的这个选择往往不是由主意识所决定，而是由一个“无法察觉的意识层次”(unconscious level)所插手选定的。

　　某种意义上而言，清政府之崩溃并不完全在于革命起义力量之强壮，而是被从风而靡的“革命话语”即“全球革命潮”所淹没。正是在“全球革命”风潮下，民间改革派和部分政府官员在“皇族内阁”的现实面前，“心中也不无怨望，乃转与革命派合流，共谋推翻清廷。”[21](P12)“近代的革命，不纯靠武力，宣传居很重要的角色。……革命文学常先革命暴动而发生，作为武力革命的前驱。……但自革命文学兴，其气势磅礴，使零星的革命暴动为之失色。辛亥革命收功于武昌一击和各省响应，其以能一击而中，此起彼应者，实宣传之力。”[22](P1) 直到20年代末，人们仍然对于如风如潮的“革命话语”有一种心向望之的感受：“我们知道富有革命精神的文学，往往发现在实际的革命运动发生之前。革命前之‘革命的文学’，才是人的心灵中的第一滴的清冽的甘露，那是最浓烈的，最真挚的，最自然的。与其说先有革命后有‘革命的文学’，毋宁说是先有‘革命的文学’后有革命。”[13](P8)

　　二、“同志仍须努力”：革命蔚为传统

　　辛亥革命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以共和民国而替代皇帝专制的制度更迭，这一事实本身就宣示并强化了孙中山关于革命的时代价值的认定：革命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23](P187) 辛亥革命之后，革命话语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不再体现为一种引领时代的风潮，而演变为一种社会性的景从或心理崇奉。鲁迅曾以讽喻的口吻描述：“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便亲密地说道：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一路的呵！”[20](第3卷,P78) 辛亥革命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制度或政治的更易，而更广泛也更精致地在人们的传统习惯中展示出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20世纪初短短数年间，禁忌一下变成了图腾，人人都可以自封为革命。”[24]

　　在发生革命的都市里，人们经常看到各种以“革命”为标志的“斑驳陆离的团体”，“各省反正以后，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的，莫如大小团体的轫立，分子复杂，土豪劣绅、贪官地痞们，都靠他做掩护。于是一般腐(恶)化分子，摇身一变而为爱国志士。靠此交结官场，抵挡民众的反对，且利用社团做工具，希望在县、省、国议会选举的时候，可以夺取政权。”因了“社团的加入，手续简便，只填一张入会书，缴纳三元会费，即发给襟章一个。因之诸色人等胸前挂有襟章的，触目皆是。好像身上没有襟章，是不时髦，不爱国，甚至反对共和似的。我亲见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拖着一个五岁左右的孩童，身上都挂了襟章去开会。”办团体的职员，“胸前襟章，挂着十个八个”，“五光十色，随风飞扬”。[9](第86辑,P179、180) 即使在并没有发生革命剧变的乡村，革命话语也同样进入民众的生存世界里。“最滑稽的是，我们这穷乡僻壤里也闹什么民主党、共和党。许多秀才、举人、绅士老爷、乡下的读书人又找到新的出路了，有的参加民主党，有的参加共和党，还有的来了个双保险，民主党、共和党都参加了。在他们看来，革命了，反正了，参加一个什么党，才能升官发财，这个机会不能错过。”[25](P100) 哪怕是在传统时代一向就存在的属于一般利益的纷争或斗争，也会高擎起“革命”的旗号，“一些乡村农民开始运用‘革命’、‘共和’的新名词来进行反抗斗争。”[26](P68)

　　无可否认，“自辛亥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1](第25辑,P143) 然而，辛亥革命之后形成的“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27] 的民初社会政治，激发着人们改造现实的主导性选择趋向仍然指向了革命。尤其是“革命之父”孙中山于1914年6月于日本东京重组中华革命党，“组织机关，再图革命”，[6](卷3,P92) 并首次在党的名称中公开标示“革命”，厘定“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革命方略”，宣布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均为“革命时期”后，就已预示了“继续革命”的情势。辛亥革命后的现实教训使孙中山认识到以和平方法争取政权已不可能，再次明确提出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28](P382)

　　辛亥革命之后，革命之价值和意义逐步氤氲为人们生活中的主导性选择，并由此成为一种新的传统——即以革命传统取代了旧时代的伦理传统。“乃觉革命党遂不必讲廉节者，夫吾国之以廉节为废物者已多”[29](P23) 虽为偏激之论，却也道出了伦理传统在革命传统大势中的消解趋势。“中国数千年之礼俗教治而于所谓平等自由之说，倡于海滨，蔓延于二十二行省之通邑大都，而风俗遂至于不可问然。”[26](P67) 正是这种无处不在又无时不在的“革命传统”的潜移默化，造成“国中文治派，无展布余地，有志者从事文字革命”，“种后打倒北洋军阀之因”。[30](P223) 革命之成为传统，它的影响及其作用就不再体现为学理之解说或思想之论辩(如辛亥革命前革命与保皇之论争)，而成为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一种不约而同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取向。吴虬在《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一文中言及袁世凯及北洋败亡之因时，就喻指了“革命传统”这种隐而不显却又强大的影响力：“科举既废，学校渐兴，国民思想，起剧烈变化”，“中外大学专门学生，年有增进，革命性的人物日多，即北洋派潜势力日减”，由此奠基“北洋必败之运命”。其时，人心风尚所趋，“凡怀才自负者，几无效用之地，北走胡而南走越，不期而归于革命一途。”[30](P232—233) 即使袁世凯之子袁克文，也体察到了“洪宪帝制”面对社会人心“不期而归于革命一途”的必然悲惨的命运。他在1915年年末作《分明》一诗，以“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的无奈之语，“明言帝制不可为”。据此，“民党孙洪伊等宣言书云：项城次子克文，且不赞成帝制，况他人乎！”[30](P46—47) 这确乎进一步印证了梁启超的论说，即辛亥革命促成国人的自觉，“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国民中已经渐渐养成了民族建国的精神和民主政治的精神。“已经挂上了民国的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31](P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