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潮到传统：辛亥革命与“革命”话语的时代(5)

　　四、比较与反思：被遮蔽了的“革命”

　　20世纪的“革命”话语在纷乱歧变中形成了自己特定的演变轨迹，而辛亥革命则是其时代性转变的历史节点。

　　一个显见的历史性转变是，辛亥革命之前，正是孙中山通过对“革命”的近代释义，将其与造反、起义、光复和暴动等传统话语相区别。“在清季乙未(清光绪二十一年)年兴中会失败以前，中国革命党人向未采用‘革命’二字为名称。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党人均沿用‘造反’、‘起义’、‘光复’等名辞。”[11](初集,P1) 此后，孙中山受日本报纸之影响，认为“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11](初集,P1) 这当然不是一个名词的简单借用问题。孙中山一方面以“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在“革命”一语的古典借鉴上寻找到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同时，又十分注意于阐发“革命”的现代价值，充分张扬其时代意义：“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5](P206) “我等今日与前代殊……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42](P15) 因此，今日之谓“革命”，前代不过“光复”而已。孙中山以体系化的“三民主义”把传统时代的造反、暴动、起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近代革命，突出革命“是为中国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的专制，故要社会革命”。孙中山提出：“余之革命主义内容，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已。建设告竣之时而革命收功之日也。”[43](P79、211—212) 从而，孙中山赋予“革命”以独特的时代价值和意义，使传统时代单纯的造反、起义、暴动等话语黯然失色。尽管当时也出现“排满”、“家庭革命”、“婚姻革命”之说，却未能动摇孙中山关于“革命”话语的核心地位。

　　然而，辛亥革命之后，当新时代“革命传统”蔚然成风后，革命话语由此渐成普泛化流行语；革命的现代价值与意义却淹没在社会大众的集体行为和政治取向的惯习之中，革命逐渐沦落为造反、起义、暴动甚至权力、利益之攘夺的另一种表述。如湖北民国初年相继发生的“无组织的农民”“六十九县的吃大户”事件和黄梅农民五千余人捣毁劣绅南屏住宅的“民变”，也被称之为“其革命精神真已可观”。[44](P52) 而且从传统时代相沿袭而来的华北“红枪会”，也被称之为“革命组织”。[45](P91) 甚至跟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也有随波逐流之趋向，“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施行矣。”　“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此固予之德薄无以化格同侪，予之能鲜不足驾驭群众，有以致之也。”[46](P4)

　　在近代革命话语与传统造反话语兴替交错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蕴含其中的时代价值与意义呈现出明显的提升和沦落两种趋向，而这种时代性分界则是辛亥革命。面对日呈流俗的“革命”与造反(起义、暴动等)的浑然难别，近代革命的真义或本义终被淹没或遮蔽，以至于“以为革命是杀人放火的事，似乎，不杀人、不放火便不算革命”。[47](P123—124) 本来，“武力暴动不过是革命方法的一种，而在纷乱的中国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于是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败的人只图准备武力再来革命。……他们主持胜利的局面，最怕别人来革命，故自称为‘革命的’，而反对他们的人都叫做‘反革命’……而终日凭借武力提防革命也终不能消除革命。于是人人自居于革命，而革命永远是‘尚未成功’，而一切兴利除弊的改革都搁起不做不办。于是‘革命’便完全失掉用人功促进改革的原意了。”[41](P344)

　　当革命成为传统并弥漫于整个社会生活，革命话语成为人人可用，却又时时可变的评判工具后，历史的悖论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就更加令人困惑不解。比如，所谓军事力量的革命与反革命的认定：一方面“推倒军阀之军队‘即为新起之民军’”(即国民革命军)，另一方面“原有之旧军队”(北洋军阀)，“不明革命之真义，惟一二野心家之盲从，实为假革命军，结果常为反革命。”[1](第25辑,P43) 又如，对段祺瑞所谓革命与反革命的判别：其“由津入京，解散猪仔国会，拘囚曹贼，自称执政，已是革命的方式；他一称执政，别的通电不发，便先发了一个反对革命的电报！在他的本意，以为这个电报一发，自然有一般反革命的乌合之众来拥护他”，这个“号称革命政府之段祺瑞政府”，却“惟反革命之军阀命令是听”⑤ 等等。

　　革命与反革命的标线，完全以“自我”而设定，如“哪一个是真正的国民革命”，“哪一个是反革命”？且不说国共两党之间的对峙与角力，就是国民党内部也是纷纭多变，所谓“最初一般叛徒，违背了国民党，变成政学系；其次一班叛徒，违背了国民党，变成陈炯明一系的联省自治派；再次一班叛徒，违背了国民党，便变成冯自由一类的同志俱乐部；最近一班叛徒，违背了国民党”⑥ 等等。在国民党内部的政争或权力利益的纷争中，也用尽了“革命”与“反革命”的话语，如在上海发生的国民党人的《革命》杂志被国民党上海党部的查禁案。据景明之《“革命”反革命》一文记述：九月廿三日《中央日报》 载：沪市指委会第四十三次常会，有“八区指委会呈：为市内发现《革命》等反革命刊物，请迅予查禁案”。关于这个《革命》刊物，主编当然坚持认为是“很显著地反共”的，“近来不留情面地反陈公博的《革命评论》主张。”当局却对此采取了禁止发行的措施。刊物主编于是反唇相讥：“倘以为国民党只许有《革命评论》一类的反革命言论，凡反反革命的便是反革命，这无怪《革命评论》一类的刊物多如牛毛，本刊敢撄其锋，自然罪该万死，不反革命也反革命了。”[48](P207)

　　何谓革命？又何谓反革命？“革命，反革命，不革命”，目睹了借助于革命与反革命话语而上演的一出出极端而庸常的话剧，精于梳理复杂世象的鲁迅，也难免困惑不解：“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做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历史如此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20](第1卷,P556) 在这令人目眩神迷的革命话语中，革命的本义已消失殆尽。“赵秀才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将辫子盘在项上，与假洋鬼子也相约去革命”。“同到静修庵里去革命”，将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木牌打碎，顺手革走了“宣德炉”。[20](第1卷,P401) 庸常生活中的讥讽，其实深藏着历史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