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潮到传统：辛亥革命与“革命”话语的时代(4)

　　王奇生的研究表明，“与清末之际革命与改良互争雄长不同的是，到1920年代初，革命为中国多数党派所认同。除中国国民党外，新起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亦以革命为诉求(尽管对于‘革命’本身，三党各自的诠释大有不同)。革命的局势由清末的‘一党独革’演变为‘多党竞革’的局面。”[332](P72) “革命”一词的出现频度急剧蹿升，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词。“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均相对沦为边缘，为“革命”让路。“1923年—1926年间，《新青年》杂志共发表各类文章128篇，平均每篇出现‘革命’一词多达25次以上。这无疑是1920年代革命在中国再起的一个重要表征。”[32](P72) 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互竞的“革命话语”固不必论，因为当革命成为传统之后，“不同政党以及同一政党内部的不同派别之间，争夺并试图垄断对‘革命’话语的诠释”，[32](P72) 就成为一种常态或习惯。更值得关注的是，革命话语趋于“普泛化”的征象是它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几乎事无巨细均要纳入“革命”之范围，其普遍性、广泛性诚然不可细数，具体如下。

　　一是辛亥革命之后，各种关于革命的生意如旗帜、书籍、明信片、剪发用品等多如牛毛，遍地开花。这些生意也以直接或隐秘的方式进入了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③“革命话语”普泛于生活的各个场景，这在鲁迅笔下也有形象而生动的描写：(为欢迎国民革命军的军官)“人民代表群集车站欢迎，手执国旗，嘴喊口号”，被社会舆论渲染为“革命空气，非常浓厚”。[20](第3卷，P583) 20世纪20年代初周作人一篇随感录中，就谈及20年代上海报贩以“看女革命的跳戏”(跳戏，即跳舞)的吆喝招徕生意的情景。[33](P123) 谢冰莹也由衷地说：“革命是其‘婚姻问题’和‘未来的出路问题’都可得到解决的‘唯一出路’。”[34](P133) 人们的整个生活都被“革命”所笼罩，生活中的革命和革命的生活几乎无可分离。大革命运动中的1927年在一次模仿新年仪式的革命表演中，“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正如毛泽东所观察到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它仍然是一场聚会。暴动的农民不仅给地主戴高帽游街，也不仅杀死他们的猪，吃光他们的粮食，而且也要躺在地主小姐的牙床上滚一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乡村的一个节日。”[35](P205)

　　辛亥革命前原本属于非常态的“英雄”之举，一变而为国民日常生活之所需。“人类的进化不已，即革命的事业无穷。大而至于政体的变更，社会的改造，小而至于一件事业的建设，一个私人的努力，也莫不在革命范围之内。”[36](P23) 所谓“凡是中国的国民，都应当就着自己的本能自己的本职，努力做革命的工作——如文字宣传、演说鼓吹、捐资赞助等”。[1](第25辑，P3) 甚至后来的“新生活运动”也被直接称之为革命运动，即“提高国民知识道德在使一般国民衣食住行能合乎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合乎礼义廉耻——新生活运动为前救国建国与复兴民族之最有效之革命运动”。[1](第53辑,P56)

　　二是与旧时代截然不同的景象更鲜明地体现在年轻女性群体中。“在这块居住着纯朴农民的古老土地上，为了糊口，父母仍要卖掉女儿，品行端正的妇女深居简出，而现在却出现了一代宣称男女平等的‘短发女郎’”。革命化的女性更加引人注目，“她们身穿制服，跟在国民革命军后面当宣传员，她们唤醒了乡村，组织起妇女协会。”“在十多个省中，有近一百五十万妇女参加了”国民革命，而判断她们是否是革命女性的一个外显标志，就是制服和短发。“在中国，短发已成为妇女们为之献身的旗帜。”这些姑娘身着男制服，不知疲倦地走家串户，极力宣传放足、剪发和年青人有权自主婚姻。“这些事实表明，是强烈的革命感情使她们如此行事。”当然，这个极其生活化的革命象征，也成为她们厄运难逃的标志——“中国时有这样的新闻报道，一、二十个妇女被当作革命者杀害了，而宣布她们为革命者的唯一证据就是她们梳短发”。[37](P116、129、197—198、124)

　　三是文学生活中更是充满了革命话语。鲁迅说：“今年(1927年——引者注)在南方，听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听得大家叫‘讨赤’的一样盛大。而这‘革命’还侵入文艺界里了。”[20](第3卷,P567) 20年代末的文学表述中，“革命”被赋予特定的含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出现了“革命文学”的论争。1928年初，由太阳社的钱杏村、蒋光慈创办的《太阳月刊》，其《卷头语》开篇即号召：“弟兄们！向太阳，向着光明走！……我们相信黑夜终有黎明的时候，正义也将终不屈服于恶魔手。……倘若我们是勇敢的，那我们也要如太阳一样，将我们的光辉照遍全宇宙！”茅盾以“方璧”的笔名立即在《文学旬刊》上发表《欢迎〈太阳〉》一文，赞颂道：“《太阳》是一些从革命高潮里爆出来的青年文艺者的集团……他们努力要创造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新文艺。”[24] 辛亥之后，特别是从五四运动到国民革命，“这十数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时代”，文艺作品中“所见到的只是千篇一律的恋爱谈，或宣传品式的纯概念的革命论而已”。[38](P281) 而浪漫的恋爱却又与革命浑然为一体，许多青年女性是在对于浪漫生活的追求中走向革命的。经历过大革命时代(即20年代—30年代)的青年，都深切地感知到，“所有的革命者都很浪漫。没有浪漫，谁会参加革命呢？……理想主义、激情、不满现状、追求美好生活——如此，你就拥有了浪漫主义的精神。”[35](P141) 国民革命时期的浪漫小说，几乎都与浪漫的爱情和性有关，当然也与革命有关。列奥·李在《中国作家的浪漫一代》中说到郁达夫的发现：“一种革命职业的出现，可能只是因为微不足道的情欲，它的培育与一位温柔纯洁的女子的爱无法分开。那种情欲如果扩展开来，其热情足以烧毁暴君的宫殿，其强烈足以摧毁巴士底狱。”[35](P143) 与此相反的作品(纯文学作品)则往往被视为“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文学。“假使这时候有人吟风弄月，有人写情诗，有人作恋爱的小说，有人谈论古代的艺术，‘贵族的’、‘小资产阶级’、‘不革命的’、‘反革命的’等等的罪名便纷至沓来了。”[13](P12) 而一面声称“绝端无政治的关系”的小说杂志，在标明自己“一改革浮泛之文辞：二改革秽亵之思想”立场的同时，却将杂志命名为《小说革命军》。④

　　四是文学之外的学术领域也同样充斥着“革命话语”。如“文字革命论”的提出：“总之，方块字是反现代、反科学、反民众、反世界的大怪物，要使中国成为现代的、科学的、民众的、世界的中国，绝对地首先把方块字废除。”[39](P1) 1931年5月北大的一位教授(李中昊)曾以一种“革命宣言”的语调表述其文字革命立场：“革命同志们！来罢！来努力于咱们的‘国语罗马字运动！’”[39](P1)

　　当然，日常生活的“革命化”及其革命话语，与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如影相随且相互推助，共同成就了一个“革命性”的时代。就革命的向度来说，1926年是一个关键，正像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所言，“1925年以前的革命被认为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五卅运动之后的革命越来越呈现一种社会性的向度。”由此，“群众运动随着五四运动而兴起，尤其是在1925年的五卅事件后快速发展”，“那些曾经在1925年—1927年之间使得革命生气勃勃并动员起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对社会革命目标的热忱信奉。”[40](P49、30) 当“革命话语”已经远远超越了革命本身，当“革命”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不二选择或唯一主导话语时，超越社会生活样态的思想家的提示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今日所谓‘革命’，真所谓‘天下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用武力来替代武力，用这一班军人来推倒那一班军人，用这一种盲目势力来替代那一种盲目势力，这算不得革命。至少这种革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没有多大价值的。”[41](P344) 这是对“革命话语”普泛化的一种警示，而未必是针对革命本身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