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潮到传统：辛亥革命与“革命”话语的时代(6)
辛亥革命网 2013-09-28 00:00 来源：学术研究 作者：王先明 查看：
20世纪之初，革命话语一经出现即带有与生俱来的普泛性特征，这在当时执舆论之牛耳的梁启超关于“革命”的释义中就有着经典性的解说：“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因此，“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对于当时革命话语的普适性问题，梁启超也有深切之感受：“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典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3](P244)
在一个人人思变的时代里，将一切变动之现象或历史均纳入“革命”话语之中，使革命一词成为人人得而言之、人人得而用之的话语，确曾推助了革命话语或革命思潮的风行。不几年，“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的大势已成，未始不与此密切相关。它以历史的喜剧而成就了革命本身。辛亥革命后，社会现实仍然促动着历史的主潮沿着“二次革命”、“再造共和”、北伐革命……乃至各种各样“继续革命”的轨迹前行。历史运行的惯性将“革命”——曾经引领时代的思潮，转变为无须论辩的传统(革命思潮时代，尚有保皇与革命之论争)，以至于所有站在时代潮头或试图站在时代潮头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力量，几乎都无例外地以“革命”话语来建构自己的时代合理性和合法性：无论权争、党争，甚至经济和利益的锱铢较量，却都无不以“革命”的名义进行。从而，在20世纪形成的独特的“革命传统”，就变成超越历史上久以存在的“伦理传统”，成为一个世纪性的话语。“革命”话语几乎主导了一切社会生活；而革命(尤其是近代革命)的真义却被普泛化的“革命”话语所遮蔽。这是历史的悲剧，当然，为悲剧而付出的代价却久长而深远。
革命，尤其是近代革命本来只是近代历史的产物，它既有着真实的历史内容，也有着学理上可以把握和界定的意涵与边界，并不是历史上的一切造反、起义、暴动均可归结为革命。孙中山以及辛亥革命之所以赢得划时代的地位与意义，正在于它从根本上完成了从传统造反(起义)向近代革命的历史性转折，抽离了“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的时代价值，又何言革命，尤其是近代革命。对此，梁漱溟有着真切的认识。他说：“以一新构造代旧构造，以一新秩序代旧秩序”来说，“辛亥一役应承认其为革命。它并且是中国封建解体后唯一之革命。”[49](P224)
革命并非日常生活的常态；同时，日常生活轨迹亦不能与革命运动始终重合。对此，留给我们尚待思考的问题和历史的建构或许还很多，需再做深入研究。
注释：
①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70页)中说：一旦“革命”代替了“民权”，“革命”却找不到别的替代，从此历久而不衰。
② 近年来，关于革命话语研究的成果主要有陈建华之《“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孙中山“革命”话语与东西方政治文化考辨——关于“革命”的历史化与“后设”诠释问题》(《中国学术》2001年第2期)等，陈著侧重于“革命”语汇的形成、中西文化语义之互动、流变等。王奇生的《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一书及其相关论文，对二三十年代“革命”话语与党际政治运动也作了深入分析，但上述成果均未能就辛亥革命与革命话语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时代特质展开充分讨论。
③ 参见陈建华：《革命与生意——以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为例》，《史林》2008年第3期；瞿骏：《辛亥革命时期的集会与城市公共空间——以追悼会为中心(1911—1912)》，《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2期。
④ 《小说革命军》，“本社单简之宣言书序言”，上海波罗奢馆发行(未注明年月，据其内容当为20世纪20年代末——引者)。
⑤ 《革命导报》，民国十四年十二月，第1期，第14页。“专件”《中国国民党对时局的宣言》，第14页。
⑥ 孙文主义学公主持之《革命导报》发刊词，见《革命导报》第1期，第2页。
【参考文献】
[1]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Z].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
[2] 胡行之．太平天国与国民革命[M].上海：上海生路社，民国十八年．
[3] 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Z].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