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潮到传统：辛亥革命与“革命”话语的时代(3)

　　辛亥革命之后，革命话语演变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到1920年代初，革命为中国多数党派所认同……革命的局势由清末的‘一党独革’演变为‘多党竞革’的局面。”[32](P72) 甚至原本属于“比较稳健和偏于保守的刊物”，如《东方杂志》、《大公报》等，也转而“肯定革命与暴力的正面作用”，体现了舆论界对“革命话语”的认同。这一局面的形成，意味着北洋军阀之失道，已经超过了19世纪末的晚清朝廷。[32](P72—73、72) 一直到1924年国民革命(亦称大革命)运动的兴起，革命几乎席卷了整个社会阶层。这个时期革命成为时代风尚，也成为人们价值评判的唯一尺度：整个社会最终被划分为革命与反革命两个阵营。[32](P66—101) 其间，1925年3月12日，被尊为中国革命之父的孙中山病逝，其悬挂于灵堂前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成为所有站在历史或试图站在历史舞台上的人们必然标示的口号或信念。“革命”成为一种口号，一种不由分说的传统，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一种获得历史正当性的标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思潮或话语的完全消亡(诸如民主、科学、实业救国、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也曾竞相面世)，然而它们大多不过逞一时之潮，旋起旋落间作了历史的过客，或者被守定于特定政治集团的范围，而未能成为社会性的话语。“至少在当时一般民众心目中，‘革命’已深具政治正义性与合道性。”[32](P93)

　　尤其是当历史的建构也被“革命话语”主导后，它几乎就成为整个时代或全民族的价值取向了。辛亥革命之后，大革命运动之前，较有影响的革命史著陆续面世，如贝华之《中国革命史》，张昭麟之《中国革命史》，剑慧、吴毅之《中国革命史》等等。贝华《中国革命史》虽然明确中国革命史始于20世纪之初，即“中国革命运动，发轫于甲午以后，盛于庚子，而成于辛亥”，但从“革命话语”角度言，它又将其溯及到中国历史的上古时期，所谓“革命之名词，古已有之，革命之事实，我国自汤武以后，不下数十次；不过都是皇帝贵族之革命‘取而代之’罢了，并非是平民的革命，所以对于民众很少关系，只知道一个专制皇帝的朝代，被另外一个强者夺去而已。”[5](P1、2) 相继而出的史著，虽然“现在谈中国革命史的，多数是从兴中会起”，[9](第86辑,P162) 但是，却有相当多的“研究中国革命史，有把台湾朱一贵的中兴会(康熙六十年，1721年)、林爽文的天地会(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湖北、安徽、河南、湖南等省刘松、聂杰人、齐王氏们的白莲教(嘉庆元年，1795年)、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各省林清、李文成等人的天理教(嘉庆十八年，1813年)，都归入革命史之内”。更为常见的却是将中国革命史起点从庚子前移至太平天国运动。[9](第86辑,P162) 张霄鸣的《太平天国革命史》认为，太平天国“不独掀动中国全部革命高潮，几致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并且波浪所及，使远在西欧的帝国主义，都为震动”。不唯如此，该书还提出，太平天国“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非常重大。对于辛亥革命、‘五卅’及一九二六年之革命高潮，皆有重大影响，尤其对于中国目前不断爆发的农村斗争，更给以非常巨大的经验与教训”。[9](第95辑,P1) 张著还将此后的整个历史运动归结为太平天国革命的延续，是“踏着太平天国革命道路前进”或“完成这一尚未完成的伟大革命事业”。[9](第95辑,P268、270) 在不断建构的“革命史”进程中，将近代革命的起点由“兴中会”推进到太平天国，实际是从历史观层面折射着“革命传统”的深度影响。

　　民国时期，随着历史的前行，一个明显的趋向即是将“革命”的历史追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前推移，形成“层累”建构的中国革命史。其后，更晚出的革命史不仅将“中国革命”的起源归结为基督教的传播，“即国民革命的潮流，基督教理也多播其种而植其因”，“明白揭示我国革命，从太平天国而到国民革命，都受了基督教理的影响”，[9](第86辑,P76) “基督教为革命的原动力”。由此，所谓的“中国革命”似又可以从“公元1807年(嘉庆十二年)，英人马礼逊传入基督新教，才对近百年中国的政治革新运动，无论直接间接，都有密切的关系”而为起点了。因为“无论如何，太平天国的崛起，以及十四年的反清，他的动机与设施，和招致曾国藩们的起兵，无一不和基督教有关系”。[9](第86辑,P110、89)

　　及至后来，更有以“革命传统”来观照整个中国历史的：“革命之在中国发生，已是二千余年以前的事了。”“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由辛亥建国以前，中间经过三四千年，在几十个王朝盛衰兴亡，此长彼消的历史当中，也曾发生过几个重大的革命阶段。”[2](P2) 在1932年的《中国经济年鉴》中谈及17世纪中国人口急剧变动状况时，也归结为“革命”之因：“一六○○至一六九九时期死亡率最高实有历史的原因。盖彼时中国政治窳败，国家危乱。十七世纪之初，南方民众图颠覆原有政府。革命运动将告成功，满清崛起于北方，一六四四年称帝。未几征服汉族，革命青年多被杀戳。”而谭永年主编之《辛亥革命回忆录》，竟提出“中国之有革命思潮的发动，是始自商之成汤”，以至于将陈、吴起义到项、刘争霸，概括为“这一个革命时代，历史上称之为‘楚汉革命’”。[9](第26辑,P72—73) 踵接其后的还有“隋唐革命”，以及“近代之民族革命”之“朱明反元、反清复明，汇而为太平天国革命”。因此，“从元明时代之革命阶段，与太平天国之革命时期，而至辛亥革命，这三个革命历史的政治观点上，来分析其意义与动机，史家称之为‘民族革命’。”[9](第26辑,P75—77)

　　当曾经的“风潮”或思想被转变为“传统”之后，革命无论从话语还是从行为上而言，就成为不断的、持续的，甚至是习惯的选择。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二次革命或推倒袁世凯的“再造共和”的持续的“革命”，即使取得功效，也只不过是“革命时代”甚或“革命历史”的一个阶段，诚如鲁迅所体认的那样：以上的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20](第3卷,P428) 因此，“不断革命”或“继续革命”就成为这个时代“革命话语”的新的特征：“但革命是求进化，革命是无时间性的。今天所谓‘新’者，明天即变做‘旧’；今天合于时势，明天即不合于环境的要求；其所要迭次起来革命者……革命即是造成时势，时势来要求革命；所以革命与时势乃互相为因果。世界无尽时，即革命也无已时，所以革命是无时间性的。”[2](P3)

　　三、普泛化：革命话语与日常生活

　　20世纪20年代，面对已经成为口头禅的“革命话语”，人们不免产生疑惑：“革命如果为赶时髦的，革命如果为求快意的，这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呢？”[2](P1) 但是，“革命传统”又体现为人人追逐的“时髦”，这种社会现象的悖论恰恰又是历史的逻辑展开。1928年2月2日上海《中央日报》开辟“摩登”专栏，发表《摩登宣言》，以Modern(即“现代”)为旗号，称颂国民党是“摩登革命精神之产物”，同时进之以箴言，说如果国民党“能以国民之痛痒为痛痒”，就称得上“摩登”，否则“腐化恶化，自速其亡”，那就是“不摩登”。[24] 正如蒋光慈所云：“革命文学已成了一个很时髦的名词”[13](P19)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