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述评(2)

　　还有的研究是直接以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为主题展开的。关于这方面的观点，学者们的共识似乎大于分歧，即普遍认为它们之间是一种互为前提彼此促进的关系。一方面，“革命形势发展是促进新政出台并持续十年的重要因素之一”。[6](P299)“革命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刺激了新政改革的产生与发展”。另一方面，“清政府的新政改革也为革命客观上造就了准备条件”。在物质条件方面，新政时期的实业建设为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如汉阳兵工厂“直接为武昌起义提供了武器装备”。在人才条件方面，新政时期新式学堂的创办、留学生的派遣与新军的编练等，“直接为革命提供了人才”。在思想条件方面，新政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在思想解放潮流之下是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7]此外，在一些学者的笔下，所谓新政对革命的影响并不限于辛亥革命时期，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科举制的废除、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军队素质与战斗力的提高、传统社会结构与价值体系的松动和解体等等受孕于‘新政’的诸多社会效果，不但不曾随着清皇朝的覆灭而消失，反而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和中华民国的新生，还在中华民国的政治舞台上显示自己的活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9]

　　清末新政之所以构成辛亥革命研究的核心论题之一，是因为对它的阐释直接影响到对辛亥革命发生及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影响的评判。作为对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曾广泛流传的“告别革命论”的回应，有学者特别强调了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龚书铎认为，辛亥革命“是民族危机严重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是腐朽的清政府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抵御外国侵略和领导国内变革的结果。”“对于一个连自身内部矛盾都无法解决的政府，又怎么能够指望它去化解更为严重的外部矛盾，将社会整合，从而领导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革命派起而推翻清政府，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意愿，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不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14]郭世佑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辛亥革命爆发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而非革命者主观意志的产物：“辛亥年反清革命的重头戏，毕竟是在革命者的主观条件并不成熟而客观条件已基本成熟的情况下开始的。”[9]在这些学者的研究中，所谓辛亥革命中断了清政府主导的现代化之路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

　　二、革命派、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主要活跃着三股政治势力，除前述清政府和革命派外，再有一股就是立宪派。所谓辛亥革命，其发生与发展实质上就是这三股势力彼此较量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辛亥革命研究，自然不应局限于革命者（革命派）和革命对象（清政府），而必须将触角伸向它们之外的第三种政治势力即立宪派身上，因为，它的态度或与其他两股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同样影响着当时中国政治的走向。事实上，在已有的辛亥革命研究成果中，立宪派已经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如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15]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16]以及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17]等都有不少篇幅论析到该派的思想和活动。近十几年来的辛亥革命研究不仅延续了这种关注，还在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深度描述和多维度审视上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展。

　　首先是关于革命派的领导地位问题。学界基本认同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的领导地位，只是阐释角度略有不同。郭卫东认为，孙中山永远是辛亥革命高扬的旗帜，“但中山先生对辛亥革命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一种思想的引领、主义的倡导和为天下先的启蒙宣传。”[11]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爆发的标志，但作为辛亥革命领导人的孙中山却没有直接参加这次起义，这不免会引起一些人对其领导地位的质疑。而彭明的研究则告诉人们，尽管孙中山没有参加起义，但他的领导地位却是无人能替代的，“孙中山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武昌起义的领导，但是起义的人们仍然把他当做革命的领袖，用他的名义来号召和组织群众。”[18]在孙中山发动革命的过程中，提出的最具有影响力的口号恐怕非“反满”莫属。对“反满”的评价不仅构成了辛亥革命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直接间接地影响到对革命派领导地位的评判。强调革命派“排满”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一直是学界的主流观点，在新近十年的研究中也不例外。不少学者肯定革命派在当时提出“反满”口号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金冲及认为“反满”的“合理的内核”是它在当时的中国，“确是抓住了救亡的中心环节”，因为若不推倒这个“卖国政府在中国的统治”，“任何根本性的改革都无法实行”。他将反满浪潮的高涨视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和救亡运动高涨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原因是“它的出发点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正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根本的内容，尽管它的表述形式还很不完备，很不科学。”[19]与这种思路相似，郭世佑也认为当时的满汉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在事实证明满族统治者自身已无法解决这种矛盾的情况下，“用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就不仅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比较合理的”，因为，若不打破这个“瓶颈”，中国的图存与富强就无从谈起。在他的论说中，“反满”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具有历史深意的，“且不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同民权主义是如何密不可分，仅就反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而言，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本身就不乏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价值与意义，它既是手段，也是目的。”[20]。

　　其次是关于革命派的领导能力问题。在承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于辛亥革命的领导地位的同时，也有人对革命派的实际领导力提出质疑。他们发现，受同盟会的组织涣散和革命派内部矛盾不断等因素的影响，革命派事实上没有尽到领导革命之责。在李越看来，“同盟会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存在于孙中山的兴中会会员和黄兴及其他人领导的、带有强烈的地方观念的学生革命团体之间的分歧。”由于入会没有严格的条件，致使同盟会的会员成分极为复杂，“各地革命组织与同盟会总部只具有名义上的所属关系”，它因此也就无法很好地统一领导革命。[21]类似的看法在学界不少，比如刘仁坤等认为，同盟会在组织上具有较大的分散性，从总部到基层都缺乏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因而“始终没有形成对全国各地革命运动领导和指挥的实际能力”。[22]陈橹也认为，受传统的地域、宗派等观念的影响，革命派内部的矛盾冲突不断，致使“在整个革命过程中，无论是在酝酿、发展和高潮过程中，还是在后来的继续斗争中，革命党人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一个坚强团结成熟的组织系统，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推动革命的发展。”[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