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述评(3)

　　其三是关于立宪派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与革命派相比，立宪派确实存在一定的保守性，革命并不是其预期的目标。不过，武昌起义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则不仅转向了革命，还试图影响革命的进程。究其原因，章开沅的分析是：“立宪派最害怕的是革命”，但是“形势总是比人强”，在革命已成“燎原之势”时立宪派转向革命，这“与其说是投机倒不如说是一种无奈，一种并非心甘情愿的暂时合作。”此外，由于立宪派在组成方面是“鱼龙混杂”的，即“救国图强者有之，锐意革新者有之，而投机取巧追名逐利者有之”，其中，像张謇、汤寿潜等立宪派人士在推动立宪、转向共和、参与建立民国的政治追求方面，其态度“始终都是真诚的”。[24]潘锦全等则强调了江苏立宪派革命态度的不彻底性，认为“控制革命并及早结束革命”是“其用心”所在。这种革命不彻底性在二次革命前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即他们“背弃了革命派追求的真正的共和，而选择了袁世凯的假共和，无形之中帮助了袁世凯走向集权独裁以至帝制复辟。”[25]还有学者认为立宪派的“反对革命”主要是限于思想观念层面，而在行动方面则往往表现出了与革命派的一致性。比如，易永卿在对湖南立宪派的研究中就观察到，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上”，立宪派和革命派“有着激烈的分歧和尖锐的论战”，但在行动上则“虽时有斗争，但主要倾向是联合，是相互支持”，“特别是一些主要人物关系密切”。[26]潘锦全等对江苏立宪派的考察也有类似的发现，认为他们“反对革命多停留在观念上”，至于行动，则与革命党之间“多是和平相处、相互合作”。具体而言，张謇、马相伯、赵凤昌、姚文楠等都是同盟会会员黄炎培的“战友”，同盟会会员蔡元培与马相伯则“为莫逆交”。[25]可以说，学界不仅不再简单地将立宪派看作革命派的对立面而加以批判，相反还对其革命态度给予较多的肯定。

　　其四是关于立宪派对革命的影响问题。可以说，正是革命派领导能力的低下才凸显出了立宪派的作用和影响。关于此点，在章开沅等的研究中有较为明确的表述：“由于革命党本身力量不足和领导落后于形势，他们很难有效地控制时局的发展。”“辛亥前后中国社会的主角一度就由东南精英扮演，他们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与咨议局、领导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参与沪鄂之争、调和南北、扶持袁世凯上台，以至圈定北京民国政府各部人选，规划甚至改写了辛亥前后的中国政局。”[27]由于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关系在辛亥革命的全过程中呈现出的是一种既联合又斗争或时而联合时而斗争的复杂态势，这决定了学者们在对立宪派的功过是非进行评价时，也会有不同的声音。比如，廖大伟充分肯定了立宪派在启迪国民意识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民智幼稚’是立宪派反对共和革命的一大理由，但其国民意识的启蒙和扬播却与革命派的追求不谋而合，从而客观上为辛亥革命打造民众基础作出了贡献。”[28](P187)黄兴涛则从确立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角度肯定了立宪派的历史贡献，“立宪派提出民族融和的大民族观念，即是针对革命派激烈‘排满’作出的回应，而革命派‘排满’的观念，也在与立宪派的论争中不断得到过修正，并非是到了辛亥革命爆发后，才一下子来个彻底的自我否定，完全接受立宪派的主张”。[29](P947)当然，立宪派的影响并非都是积极的。李黎明认为，立宪党人“总是力图维护旧秩序，并且千方百计地控制革命的领导权，这就给革命造成了隐患，同时也加剧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30]郭绪印认为，由于立宪派是官僚、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混合体，他们在武昌起义后大批进入革命阵营，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实际上是革命队伍扩大，革命成果缩小。”[6](P303)立宪派的消极影响显然不可小觑。

　　三、南北议和与辛亥革命

　　1911年末至1912年初，南方革命党人与北方袁世凯为代表的清政府进行了近2个月的议和谈判，最终达成清帝逊位、国家实行共和体制、袁世凯继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等为内容的协议。由于这次议和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辛亥革命的结局，因此它一直就是辛亥革命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近十几年来的研究中，过去那种贬多褒少的倾向已不复存在，相反，由于研究者多从“同情”或“理解”的角度对诸如袁世凯、孙中山等历史当事人进行评论，所以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褒”多于“贬”的态势。

　　在以往的学术界，革命派与袁世凯的妥协合作往往被认为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些年来研究者更注重对当时政治生态的考察，认为以前的这种观点“既不是历史主义的，也不是理性主义的，而是革命浪漫主义”。[31]在他们看来，革命派与北洋军阀的妥协合作既是当时政治力量对比的必然结果，也对革命的发展不无益处。比如李黎明的研究，就看到了双方在军事力量方面的差距：“起义或响应革命的部队，除一小部分来自新军外，大部分都是原来的旧式军队或绿林出身，不论是装备，还是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方面，都与北洋军队存在很大的差距。”[30]朱东安比较认同当时曾在南京临时政府主持军事的黄兴等人的看法，认为革命军没有一举击败北洋军的实力。因为考察一方军队的战斗力，不仅要看人数，还要看其士气、装备、组织、训练，尤其将帅的军事、政治经验。“而从这些方面考察，革命军并无优势”。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是当时中国最称精锐的部队，其装备、训练皆优于其他部队。“由此可见，革命党主张南北议和并没有什么过错，实乃情不得已之举。”[32]李越则从革命党人对于军队“能破坏之于敌人之手，而不能运用之于本党主义之下”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在全国旧秩序行将破坏而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军队实乃“不安定因素的一分子。”在兵变一触即发的形势下，“如果南北继续作战，南方所面临的阻力自然不得而知。此外，独立各省军令不统一，革命党人无法实现对军队的全面控制。”因此，“南北议和的实现，部分是由当时客观军事形势所决定的”。[21]

　　既然双方的力量对比如此悬殊，再加上革命政权不统一、民众政治觉悟程度普遍低下等不利因素，那么，选择妥协议和就不仅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21]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30]此外，还有学者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角度赋予南北议和以历史的必要性。比如，张永以《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为题的研究就较为清晰地阐明了此点。在他的观察中，若“南北统一迟一天达成，国家分裂和由此引发的民族仇杀的危险就增大一分”。因为，当时国家分裂和民族仇杀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北方以袁世凯集团为主要支撑的清王朝还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它如果坚持抗拒革命，南方的革命武力是很难在短期内统一中国的，而“受清末革命派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满、蒙、回、藏等各族对于革命都心怀疑惧，甚至北方各省很多汉人对共和革命也很不理解，加之日本、俄国、英国等帝国主义势力的阴谋，“假如南北战事延绵，长年不决，国家分裂和民族仇杀的巨大灾难将难以避免。”正是南北议和取得成功，方“使国家转危为安，顺利实现统一”。[33]

　　孙中山、袁世凯是直接影响议和进程的历史人物，不论是相关分析还是个案研究，他们都是人们热衷谈论的对象。朱东安通过考察告诉读者，袁世凯欲“废除满族皇室的决心”早已下定，因此没有理由怀疑袁世凯排满和议和的真诚性。他分析说，自从袁世凯被逐之后，已同满族皇室恩断义绝，“再不想做清朝的忠臣孝子了”。即使后来他有机会东山再起、大权在握，但“满汉君臣之间更是貌合神离，各怀鬼胎”。而满洲贵族无时不想伺机收回旁落大权的现状，使“袁世凯亦怕战争结束后，清廷重施故技，使自己陷于进退两难之地”。因此，当他攻占汉口、汉阳，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之后，“即以政治谈判代替军事进攻，借以达到倒清与篡权的双重目的”。[32]而一篇以袁世凯与南北议和为专题研究对象的论文，则就如何评判袁世凯的功过是非提出了三条具体原则：一要看其是维护还是推翻清朝专制政权；二要看其同革命派是合作还是对抗；三要看其是复辟封建专制还是走上共和之路。认为“符合这三点便是顺应时代潮流，也便是推动历史的进步”，而能顺应时代潮流的袁世凯也可称得上是一个“敢于除旧布新的开明者”。[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