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述评(4)

　　关于这个时期孙中山的态度，学者们评论的角度略有不同。有偏重策略的，也有偏重环境的。李越认为，“孙中山虽然对袁世凯是否真心拥戴共和持怀疑态度，但为了保有革命最低限度之成功，即利用袁世凯推翻清廷，‘先成一圆满之段落’，最终选择了议和”。[21]而朱东安则认为孙中山“只因最后无论如何也没有借到外债，他也只好放弃了举兵北伐的主张”，当然，他的态度也与黄兴等革命党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想北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32]还有偏重民意的，比如夏斯云就认为，革命党人拥袁反清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意，因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袁世凯要比孙中山高出一筹，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安宁和幸福”。在他的论说中，孙中山将大总统职让位袁世凯，不仅是迫不得已的，也是符合民心民意的。[35]而在一篇专门讨论孙中山让位问题的文章中，作者在肯定“孙中山借袁世凯之手来推翻清王朝的目的是达到了”的同时，特别强调“不能因为后来发生了袁世凯帝制自为之事而完全否定让位的必要性，更不能将袁世凯的罪恶归到孙中山身上”。[30]

　　总之，对于辛亥革命期间发生的南北议和这一事件，近十年来的研究基本上认为此次议和具有历史必然性，与之前更多地从资产阶级的所谓软弱性中寻找原因不同，这个时期的研究者主要将其发生发展的原因归之于各种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

　　四、辛亥革命的历史影响

　　自辛亥革命爆发以来，围绕着它的有关评论就从未中断。如前所述，从多角度、多层面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是新近十年辛亥革命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具体到对辛亥革命兴起或清王朝覆亡原因的分析，也多阐释为各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这种研究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淡化革命本身意义的意味。因为，如果“从王朝自身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向自我崩溃”角度分析，或干脆将清王朝的覆亡解释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崩溃”的结果，那么，“推翻王朝的异己力量”即革命派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得不被打些折扣。[11]与这种可以从相关研究中窥见或推断出的学术倾向相一致，在辛亥革命功过得失的评论方面，近年来不再秉持革命史的单一视角，而是呈现出多视角下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阐释。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并复辟帝制，直接影响着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有学者据此认为，民初实行的共和并不是真正的共和，因为袁世凯凭借手中的武装力量，“逼迫革命党步步退让，攫取全部大权，致使新生的共和国有名无实”。[32]虽然很少有人否认袁世凯与不尽如人意的民初政局的关系，但研究者更注重揭示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源，而非简单地做是与否的评价。谢放认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是其自身实力使然，因为在近代中国，谁要成为统治者，首先必须具有两个条件，一是列强支持，二是掌握军队，“而在当时完全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则是袁世凯”。凭借这些条件，他“首先迫使清廷交权，然后迫使革命党人让步，接着逼迫清帝退位，最后是南京临时政府交出政权。”[12]朱育和认为，辛亥革命的结局与袁世凯所代表的治国思想有关，但是这种对“德国式的富国强兵之路”的推崇，是与民主共和制建立后“国人普遍希望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现，迅速结束分裂混乱的局面，以奠定共和国的基础”的希冀相适应的。[36]

　　尽管共和“名存实亡”之说在辛亥革命研究中一直有着广泛的影响，但即便如此，仍不能完全否认它的历史功绩。在近年来的研究中，仍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高度评价了民初的共和政体。郑炳凯从政治发展角度进行了评论，他认为，中华民国取代自秦始皇开创的两千多年的帝国，实际上“开创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新走向”，“它突破了历代王朝的循环演进机制，打碎了传统中国整个政治体制，因此也震动了传统社会的各条政治神经，是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的一次大飞跃。”[37]朱月白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赋予了辛亥革命无可替代的历史影响力，在他看来，辛亥革命的对象“表面上是帝制”，“实际上则是以帝制为代表的整合社会力量的方法和途径”。藉此，他认为辛亥革命的意义“不在于破坏”，“而在于它能否创立一个新的制度，创立新的合法性，创立新的整合社会资源的手段，以民族国家的形式使中国进入现代国家之林”。事实上，在辛亥革命后，“国家第一次与领土、民族、主权等现代的概念牢牢地结合在一起。辛亥革命以后的五四及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都应该被看做是中国进入民族国家的历史阶段后对民族国家的巩固。”[38]沈渭滨也有类似的观察，他认为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不仅宣告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共和国的成立，而且“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构造形式”。诸如“近代中国的政治构架、政体规范和行政运作程序的转型”等，都是“从辛亥革命否定了以君主专制政体为核心的‘朝代国家’形态开始的。”不仅如此，他还强调了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影响，认为正是这次革命，“中国在完全意义上开始了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虽然，尔后的袁世凯政府乃至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都实行过倒行逆施的专制统治，但总体上仍无法改变由辛亥革命所确定的社会转型趋向。”[39]

　　不论如何评论辛亥革命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政体上发挥的历史作用，但中国社会在此之后进入一个混乱动荡、军阀割据的历史时期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情形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人们对辛亥革命的整体评价。萧功秦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不成熟的革命”，“‘乌合之众’般的无组织的辛亥革命者，注定无法重建有效的新秩序，于是不得不让权于自己的政治对手袁世凯”，“中国从此陷入持续数十年的‘弱国家’状态。事实上，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只是中国更为多灾多难时代的开始。”[8]也有人认为，民初混乱的源头在于晚清中央政府权力的衰微或地方主义的兴起，而非辛亥革命本身。郭卫东认为，晚清时“内轻外重”的局面已相当严重，“辛亥革命爆发后，大多数地方督抚要么反叛中央，要么坐视不救，中央的凝聚力已然是极端散落。”[11]胡春惠认为，辛亥革命在客观上增强了地方势力，而这正是导致民初混乱的主要因素，“辛亥革命前夕地方主义所造成的‘外重内轻’之争，加速了清朝的灭亡，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造成了民初政局不安。”[40](P420)

　　有学者虽然不敢过高估计辛亥革命的历史成就，但却从客观事实出发肯定了它们的来之不易。陈橹认为，人们在创造历史的时候，必须受已有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是追求社会现代化的伟大变革，它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中国传统和社会现实与革命目标之间的巨大落差严重地限制了革命所能达到的高度。这样去看待辛亥革命，才会对它所取得的成果和缺憾有一个符合实际的认识。”[23]朱东安认为，“平心而论，辛亥革命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实属不易，同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相比，已属超水平发挥”。[32]

　　总体上看，凡是注重对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历史作用考察的，多给予相对积极的评价，而注重对革命后秩序重建考察的，则会给予不同程度的消极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