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与辛亥革命活动述论

　　90年前，武昌新军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举行了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各地纷纷响应，一个月内已有15个省宣布独立，迅速扩展为全国性的辛亥革命。而作为“地当九河之要津，路通七省之舟车”的畿辅重地天津，既是清政府统治的重点，也是革命党人非常重视的地区。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曾派廖仲恺来津筹设革命机关；革命党人在津建立了革命组织；革命党人的机关刊物在津传播革命思想；天津的立宪请愿活动从失败中认清了清王朝的反动本质，使许多立宪派人物由此转入革命派。从而，为革命高潮的到来，做了思想上、组织上、宣传上的准备工作。同时，天津又是辛亥滦州起义的策源地；武昌起义后，在天津的革命党人亦高举义旗，进行了推翻清王朝的壮举。本文就这方面的内容作一述论，以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

　　一、孙中山派廖仲恺来天津筹设革命机关

　　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舞台，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批判改良思想的同时，在南方一些省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斗争。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很重视北方的革命工作。同盟会创立后，规定设各省(区)分会及支部，并推定省(区)主盟人，其中直隶省为张继，天津为廖仲恺。在各省(区)设主盟人外，只有天津、上海、香港三处，单独设立主盟人，可见孙中山对天津的重视。可以设想，孙中山打算在直隶省开辟革命基地，以天津作为桥头堡和联络枢纽。这从后来天津在京、津、保、滦地区及东北地区革命发展中的地位看，也是如此。因而，在1906年和1908年，为了加速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廖仲恺受孙中山的委派，曾来天津从事革命活动。

　　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廖仲恺担任该会总部执行部外务科负责人、中国留学生会会长。当时，为了使革命事业得到国际正义人士的赞助，孙中山于1906年春，由南洋返回日本，停轮吴淞时，恰逢法国驻华武官布加卑来见，表示愿意赞助中国革命。孙中山到日本后，遂命廖仲恺回国开展革命活动，赴天津设立机关，和法国社会党人布加卑联络，发展北方革命势力。对此，孙中山在1909年所著《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中回忆；“当时外国政府之对于中国革命党亦多刮目相看。一日予从南洋往日本，船泊吴淞，有法国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陆军大臣之命来见，传达彼政府有赞助中国革命事业之好意，叩予革命之势力如何，予略告以实情。又叩以‘各省军队之联络如何?若已成熟，则吾国政府立可相助。’予答以未有把握。遂请彼派员相助，以办调查联络之事。彼乃于驻扎天津之参谋部，派定武官七人归予调遣。予命廖仲恺往天津设立机关。”[注1]

　　当时廖仲恺正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奉命回国，前往天津与布加卑联系，筹设革命机关。他动身时，夫人何香凝赋诗送别：“国仇未复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得中华史上名。”[注2]廖仲恺在津完成任务后回日本，转中央大学三年级继续学习。当时，廖仲恺在天津开展工作也是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因为在1907年8月后，清政府严密控制天津，直隶总督署为了严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即于京、津车站、码头各要隘加派密探，并于客店建立循环薄和居民户口册制度。同时令各家店铺不得容留外客，以防止革命党人潜匿。

　　1908年，孙中山又派廖仲恺赴吉林，秘密做东北起义的准备工作。他先由日本乘船到天津，然后到吉林。但至今未发现廖仲恺在天津活动的具体史料。这也是今后有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如此，但廖仲恺受孙中山委派来津筹设革命机关，为后来革命党人在天津建立革命组织，策划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二、革命形势的发展使部分立宪派人物转向革命派

　　1905年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猛发展，清政府为了挽救灭亡的命运，于1906年9月1日颁布了《预备仿行宪政》的上谕，拉开了抵制革命的假立宪帷幕。立宪派就在这一“合法”的气候下，开始了立宪请愿运动。

　　当时以熊范舆、沈钧儒为首的立宪派组织“宪政讲习会”，给清廷上了请愿书，提出“救亡图存，速开国会”的要求。1908年8月2日，直隶及天津代表孙洪伊、温世霖、王法勤等也在北京向都察院递了速开国会请愿书。继而，从1909年12月至1910年10月间的三次国会请愿运动，由16个省咨议局代表参加，天津代表孙洪伊领衔。在孙洪伊领衔的《国会代表请愿书》中明确提出：“夫宪政之当行，国会之当立。国会者，宪政机关之要部。然国会之为用，在于政府对之负责任。又何必期以九年更立国会乎?国会者，人民与闻政治之所也，必人民得有公举代表与闻政治之权，国家乃能加以增重负担、以纾国难之责。”“有国会，则与之对峙之责任内阁始能成立，国会有议政之权，然后内阁得尽其职务。”“东西各国，凡君主立宪国，而其君主又处最高不负责任之地。”[注3]但前两次均遭清廷拒绝。第三次虽然由于资政院和督抚联奏的助力，迫使清政府宣布提前至宣统五年召集国会，但又严令各省代表回籍，不许再行申请。这充分暴露了清王朝的反动本质。

　　在第三次请愿中，天津立宪派的作用非常突出。如领衔代表孙洪伊，他不仅是“领衔”，而且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并不畏威胁。他是立宪派驻京代表的主要领导者。各省代表被迫回籍后，他仍留京负责组织政党“宪友会”。后来孙洪伊曾任广东大元帅府内政总长、孙中山派驻上海的全权代表。

　　第三次国会请愿后，由于清廷宣布提前至宣统五年召集国会，从而引起地处边陲，外患日亟的东北地区及直隶等省的坚决反对，于是，又发起了第四次国会请愿运动。1910年12月15日，当第四次请愿的东北代表途经天津时，天津学界大中学生及旅津学生1300余人集会。大家认为日俄势力扩充，东北危机严重，非即开国会不能挽救，决定进行第四次国会请愿活动。这样，旅津学生联合会组成了“全国学界国会请愿同志会”，公推温世霖为会长。事务所设在直隶自治研究总所内。天津一时成为“立宪”活动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