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与辛亥革命活动述论(4)

　　第二、革命党人做上层人物的工作，并通过他们的影响力和社会关系，做军界人物的起义工作。1911年10月26日，王葆真从滦州返津后，到顺直咨议局，“访问议长阎风阁、副议长王古愚和议员王法勤、齐树楷、孙洪伊诸先生，与谈滦州驻军张绍曾统制对武昌起义颇有同情，表示非常高兴。”[注22]然后，议员们推定孙洪伊、王法勤两人代表咨议局赴滦州访问张绍曾，表示二十镇如宣布起义，经过天津组织政府，顺直咨议局完全担任筹拨军饷，按时供应。10月29日，张绍曾、蓝天蔚等将领，联名电奏清廷，提出《请愿意见政纲十二条》，反对皇族内阁，要求在本年内速开国会，议定宪法。此谓辛亥革命时期轰动全国的“滦州兵谏”。接着，清廷运往武昌前线的五千支枪，五百万发子弹，又被张绍曾截留。从而，延缓和削弱了清政府对南方民军的进攻，对武昌起义起了一定的支援作用；同时，为滦州起义打下了伏笔。然而，在王葆真基本上做通了张绍曾的起义工作时，形势发生了变化。11月1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后，侦知张绍曾有倒向革命的倾向，6日，即剥夺了张绍曾的兵权；与此同时，吴禄贞被暗杀，蓝天蔚又被逼走，张绍曾陷入孤掌难鸣之境。因此，张绍曾转趋消极，他认为：“起义可靠的支援，只有第六镇和第二混成协这两个力量，现在吴禄贞遇害，蓝天蔚出走，过去一切筹划全成泡影，在这种情况下，孤军举事，恐怕徒供牺牲而已。接着他便交卸回天津去了。”[注23]之后，王金铭、施从云担当起了起义重任。

　　这样，孙洪伊又约王葆真介绍到津的滦州军官在一家饭馆聚谈，大家表示：张绍曾虽已离开二十镇，但军中营连长尚有若干人热心革命，乃可联络起义。于是，又决定派人去滦州秘密联络起义之事。

　　第三、革命党人做日本和美国驻天津领事的工作，如果滦州军队起义后到达天津时，希望能得到他们的“谅解”。这是因为：《辛丑条约》规定，天津二十里以内不许中国军队驻兵。因此，中国军队进驻天津必须征得东西方列强在津领事馆的同意方可。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一个具体表现。基于此点，王葆真于1911年10月底和11月初，设法与日本、美国驻天津的领事商谈此事。其结果，“领事团的意思是说，不作为变更条约，张将军的军队如到天津，作为从天津通过，并不作为长期驻军。”[注24]这样，王葆真在天津终于做通了领事团的“工作”。

　　第四、革命党人在天津讨论了滦州起义问题。1911年11月25日，12月28日，北方革命协会召集各革命团体代表在天津英租界小白楼举行会议，一致呼吁请孙中山制止各省代表与袁世凯中途议和，领导各省军民同志，扫平伪满，肃清官僚，建立真正共和政体，以贯彻全国彻底革命为初旨。12月29日，丁开嶂、李孝通等由滦州来天津，并携有王金铭、张建功、施从云等致胡鄂公与天津各革命团体快电，拟请天津革命同志至滦，指导革命，组织滦军政府。12月30日上午，北方革命协会又召集各革命团体代表在天津法租界生昌酒楼开会，通告王金铭、张建功、施从云等，电请天津同志赴滦，指导革命组织政府诸情形。会议决定由白毓昆、熊朝霖、孙谏声、陈涛等十余人分批前往。下午，施从云派李兰廷、陈熙泰二人来津告知北方革命协会，谓滦州驻军官兵，决定于1912年1月2日独立。这次会后，北方革命协会遂派白毓昆、孙谏声、陈涛等人由天津赴滦州。

　　白毓昆等人到滦州后，于1月2日宣布滦州驻军三个营起义，成立北方军政府。同时，由施从云领衔发表的致袁世凯、伍廷芳及顺直咨议局的电文中指出：“自武汉事起，各省响应，势如奔涛，足见人心之所向，决非兵力之所能阻也。全国人民望共和政体，甚于枯苗之望雨，诚以非共和则难免生灵之涂炭，非共和难免外人之干涉，非共和难免日后之革命。”[注25]表现了起义军坚定地走共和之路的决心。

　　由此可见，滦州起义主要是通过革命党人在天津的周密策划、多方面做工作的结果。

　　六、革命党人与天津武装起义

　　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形势日益发展。在津的革命党人为了使清王朝早日垮台，秘密筹划并领导了天津武装起义。

　　在津的革命党人赴南京向孙中山汇报北方革命的情况，得到孙中山的大力支持。1912年1月初，胡鄂公从天津抵上海后，与沪督陈其美会晤，得知孙中山正在积极策划北伐，希望北方革命党人武装行动加以配合。1月13日，胡鄂公抵南京，为北方革命请款之事，由黄兴引见，到总统府渴见了孙中山。孙中山对他说：“沪军都督陈其美，昨晚来电，亦谓北方革命，现在极宜推动，不可有所瞻顾。北方革命运动，固重于目前一切也。”[注26]当场命黄兴从陆军部拨给北方经费20万元。很明显，孙中山是寄希望北方的武装起义。1月20日左右，王葆真和张继也由天津到南京向孙中山汇报了北方革命的情况。当时孙中山奖励了北方同志的奋斗，并询问了北方革命运动情况。黄兴、宋教仁与王葆真、张继面谈时说：“中山先生和我们都是主张彻底革命的，但推动北方革命需要一批款子，现在正计划借一宗外债，看参议院能否通过，如果通过，我们就可以推动北方革命，以全力贯彻光复北京、天津的计划。”[注27]后来因为政局的变化，孙中山关于北方革命的主张未能实现。胡鄂公返回天津后，于1月27日在法租界召开北方革命协会各团体代表紧急会议，传达了在南京谒见孙中山的情况，然后，讨论了建立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及发动武装起义的问题。会议推举胡鄂公为北方革命军总司令，关于起义的时间，最后议定：“事关军事秘密，应由北方总司令部决定。”

　　27日下午，北方革命协会在法租界吉祥里十四号(按：此为胡鄂公在津寓所)召开会议，具体研究了天津起义及北京、保定、通州等地响应起义的步骤，确定于1月29日夜12时举事。计划在攻占督署之后，立即宣布成立津军都督府。对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及津军都督府的各部部长人选，也作了具体安排。1月29日的起义，因故过早地发出了起义信号，各路队伍一时措手不及，把原来的部署全部打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