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与辛亥革命活动述论(2)

　　12月19日，天津各学校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开会，议定办法，推举代表。当时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推定李大钊、白坚武、胡宪、徐铮、蓝鸿翥等八人为代表。许多同学踊跃签名。有的同学用刀刺臂，在白布上用鲜血大书“立宪救国、”“速开国会”、“誓死请愿”等标语。[注4]对此，李大钊也说：“当时立宪派打算全体往北京请愿，要求政府开国会。本校同学在东大讲堂开会，同学秦广礼段指写血书，激扬民气。同学孙可君断肘，大家非常激烈。那种悲惨激昂的光景，我终身不能忘。”当时“政治运动分二派：一是立宪派，一是革命派。那时中国北部政治运动的中心首推天津，天津以北洋法政学校为中心。”[注5]是日晚，各校代表又在直隶自治研究总所开会，决定第二天举行即开国会请愿游行。20日，共计有两千学生集合广东会馆，公推天津温世霖为总代表。然后，由温世霖率领大家，前往直隶总督署，派代表与直隶总督陈夔龙交涉，直至陈答应立刻代奏国会请愿书后才离开。请愿书上签名者3859人。天津学生联合罢课和游行，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接着全国学界国会请愿同志会通电全国，呼吁各地迅速行动，支持天津学生的斗争。

　　中国的历史证明，任何反动派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封建专制政府更是如此。清王朝不但拒绝了“立宪救国，速开国会”的请愿要求，而且还指令陈夔龙镇压了请愿运动，并于1911年1月7日，将温世霖押送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对此，李大钊说：“这次风潮闹完之后，当局方面以为风潮的原因，都因为会长的鼓动，于是把温世霖放逐到新疆去。学校方面提倡提前放假。当时大家没有出息，见学校里提前放假，都归家去了。像这狂热的政治运动，不一时就消灭。这次风潮的结果，大家把温世霖先生送到新疆，谁也不闻不问了。”[注6]这感慨之言，说明了封建专制政府根本就容不得开设国会，走立宪之路，这是其一。其二是指学生运动太幼稚，凑热闹的多，政治上还没有坚定的信仰。

　　当时对天津学界要求清政府开设国会的请愿运动，李大钊的老师白毓昆认为，在中国的目前条件下，要变法、维新、立宪，都是不可能的。请求清政府开设国会，是“与虎谋皮，庸何济乎。”[注7]通过立宪运动的结果，李大钊对白毓昆的政见十分赞同。因此，他的思想认识有所提高。此后，革命派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力量有所增加，因在学潮中立宪派的人逐步看清了清政府的反动本质，从而使立宪派的人也倾向革命派了。正如后来李大钊在《〈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论》一书的按语(引者按：此按语《李大钊文集》缺载)中指出：“四次请愿国会于革命成功，颇与以巨大之助力。盖满清政府立宪之闷葫芦，从此一砖打破。立宪之伪面目，从此一手掀翻。国民受此棒喝，乃知与虎谋皮之非计。因此，改易途辙，专致力于破坏之一方。”[注8]这说明立宪派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认清了清政府的真面目，走上了革命之路。

　　三、开展革命宣传工作 做好推翻清王朝的舆论准备

　　任何一场革命风暴到来之前，都要充分做好舆论的准备工作。同盟会成立后，十分注重宣传工作。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通过各种渠道传入天津，在知识界广为流传。1911年10月以后，在津的陕西人李季直倡议创立了克复学会，它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李季直受其舅父于右任的指导，还创办了克复学会机关报《克复学报》，它“以排满、恢复汉族统治为目的”，[注9]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和北洋女师学校等校的学生中，拥有不少的读者。另外，京津同盟会于1911年10月还创办了《民国报》、《民意报》。《民国报》在津创刊后不久，即迁至北京。设在天津法租界的《民意报》，“鼓吹实行中央革命”，“以传布民党意见，铸成共和为宗旨。”[注10]不少来往于京津一带的革命党人，都以该报社为秘密联络地点。

　　当时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也有几份宣传革命的报刊在同学中很有影响。据李大钊回忆：“立宪派运动失败，而革命派进行越发有力，从此立宪派的人也都倾向革命派。革命派组织秘密团体，上海的《克复报》、福建的《民心报》、香港的《中国报》，对于革命思想，充量介绍。同学订阅该报不少，大家都抢着看报，情愿不上班，也得看报，于永滋、王德斋先生亲往邮局去取。”[注11]另外，当时任教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同盟会会员白毓昆，在津创办了《地学杂志》月刊，通过介绍祖国的地理山川知识、边疆形势，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激发人们爱国的热情，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起到了积极的进步作用。这些宣传工作，都为推翻清政府做了舆论准备。

　　当时革命党人在津的宣传工作，得到了天津社会名流的赞同。对此，当时在天津参加革命活动的陈之骥在《北地见闻散记》中指出：“在天津的知识分子如严范孙、王义荪，还有咨议局的议长阎凤阁都同情革命事业，有的公开宣传，有的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志士奋起、民气蓬勃的情形，可以窥见一般。”

　　另外，同盟会员王钟声于1909年率“春阳社”剧团多次来天津从事戏剧活动，宣传革命思想。他先后在下天仙戏院及南市同乐茶园演出《黑奴吁天录》、《秋瑾》、《徐锡麟》、《官场现形记》等剧目，同情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讴歌为国捐躯的志士仁人，讽刺鱼肉人民的腐败官僚，以戏剧的形式宣传革命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武昌起义后，他出任沪军都督府参谋。同年11月，奉派来天津策划北方武装起义工作，由于事机不密，于12月2日被奥租界探访局和直隶警察局合谋逮捕，交由天津镇总兵张怀芝审理，翌日被杀害。但王钟声在天津以戏剧形式进行反清活动，宣传革命思想，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四、建立革命团体 为推翻清王朝奠定组织基础

　　武昌起义后，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天津地区的革命团体纷纷建立，开始形成北方革命的中心。主要革命团体，如同盟会京津保支部、天津共和会、北方革命协会、铁血会等，都设在天津。北方革命总司令部也设在天津。而其中北方革命协会影响最大。

　　立宪运动失败后，革命党人更加认清了清政府的反动性。在天津的革命党人白毓昆等，遵循孙中山于1910年2月中旬在《中华革命党盟书》提出的“同心协力，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注12]的精神，“目击时艰，谋革命益急。”[注13]特别是武昌起义的爆发，给在津的革命党人以极大的鼓舞。为了支援武昌起义，白毓昆与在津的同志说：“京津清室根本地也，京津不动摇，则南军恐难持久；且战期延长，生灵涂炭，予不忍视也。吾辈曷从京津速图大举乎?”[注14]当时有人认为天津的革命力量薄弱，对革命能否成功，有畏难情绪。白毓昆毅然说：“拿破仑谓英雄字典里无难字，北方之责岂待人任耶!”[注15]于是，白毓昆联络同道，创立了天津共和会。公推白毓昆为会长，胡宪为副会长。其“主要任务是策划滦州起义，然后进攻北京。”[注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