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儒学的继承发展

　　对于孙中山先生思想学说与儒家思想的关系,海峡两岸学术界已有较多研究。但是关于孙中山先生弘扬儒家思想的历史背景，儒家思想在孙中山先生思想学说中的地位，尤其是孙中山先生对于儒家思想的发展，阐述尚不够明确，研究尚不够深入。本文试在此三方面做一简略探讨，以求抛砖引玉，就正于方家。

　　一、孙中山先生弘扬儒家思想的历史背景

　　对于儒家思想，孙中山先生向来秉持至诚至正大公的态度给予充分肯定的评价，从不因国内外政治形势的改变，学术思想潮流的转化而稍有游移。甲午以来，中国国难日深，中国政治界和思想界出现了三股潮流。一股可以倭仁为代表，所谓“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泥古不化，拒绝一切改革；一股可以康有为为代表，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表现出了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利用儒家思想为政治服务的意图；一股可以谭嗣同为代表，他的“仁学”是对儒家思想的彻底否定。很明显，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儒家思想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先生揭起了继承和发展儒家思想的旗帜。在辛亥革命以前，他就谈到要“驱除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1]。他对“共和”的解释，阐发了我国传统的民族精神。他指出：“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勿谓我国民无理想之资，勿谓我国民无进取之气，即此所以慕古之意，正富有理想之证据，亦大有进步之机兆也”[2]。正是这一对“共和”的阐释，表达了他继承儒家理想的志向，奠定了他的大同世界的思想基础。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背弃前盟，暴行帝制，解散国会，滥用公款，谋杀人才，迫害党人，孙中山先生发表讨袁檄文，引用书经：“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及“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之句，鼓舞人民以儒家思想为武器，讨伐袁世凯，并揭露了袁世凯假祭孔祭天，借儒家思想实行帝制的阴谋，指出：“国多忧患，而郊祀之典礼未忘”[3]。但是，孙中山先生坚持儒家思想是始终如一的，并未因反动派利用儒家思想而动摇对儒家思想的信心。在民国三、四年间，陈独秀因为反对袁世凯欲立孔教为国教，开始对儒家加以批评。至民国八、九年间，先后发表了七、八篇文章，对儒家思想进行全面否定。他举出种种例证，说明孔子之道，已无法适用于现代生活。他指出，孔子所倡之道德，是封建社会之道德；所垂之礼教，是封建时代之礼教；所主张之政治，是封建时代之政治。民国八年，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4]。与此同时，另一反孔健将吴虞发表多篇攻击儒家的文章，在《吃人与礼教》一文中，他举左传僖公九年，周襄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桓公坚持臣礼，于一块小小祭肉，亦决不苟且，但竟食易牙幼子之肉；汉高祖为义帝发丧，但于项羽欲烹其父，竟答言“幸分我一杯羹”，又“诛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赐诸侯”；后汉臧洪为其上司张超，坚决与袁绍对抗，至被围粮绝，杀妾以为兵将食；张巡守睢阳亦然，以证明礼教之害。然后指出：“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惨酷极了！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会吃起人肉来了”，“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5]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文中，吴虞指责孝为一切罪恶的根源。他从孝经开宗明义章“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引伸出：“‘孝乎惟孝，是亦为政’，家与国无分也；‘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君与父无异也。推而广之，则如《大戴记》所言：‘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无信，非孝也；战阵无功，非孝也’。盖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他继引有子之言，“孝弟也者，为人之本。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而加以引伸，指出：“其主张孝弟，专为君亲长上而设，但求君亲长上免奔亡弑夺之祸，而绝不问君亲长上所以致奔亡弑夺之故，及保卫尊重臣子卑幼人格之权”，“于父之不慈者，固无制裁也。于君之无礼者，固无制裁也。是则儒家之主张，……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6] 吴虞之文，激扬猛烈，故胡适为其文作序，称之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7]。这一股潮流全面否定儒家思想，今天看来是错误的，然而在当时，声势不可谓不盛，力度不可谓不大。在这股潮流的冲击下，一般文人、学者随波逐流，而政客和野心家，则变幻畴张，加以利用。当时，能够审时度势，正确对待这股潮流的，惟有孙中山先生一人。充分表现了孙中山先生挽狂澜于既倒的远见卓识和非凡勇气。首先，他对新文化运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20年1月，他在给海外同志的信中，有这样的一段评论：“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刊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遂致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8]。

　　同时，孙中山先生又对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盲目追随所谓新文化，对我国的文化失去信心，全面否定儒家思想的行为，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评，指出：“近年来欧洲盛行的新文化……，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我们中国的新青年，未曾过细考究中国的旧学说，便以为这些学说就是世界上顶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欧洲是最新的，在中国就有了几千年了”[9]。他还针锋相对地指出：“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10]。孙中山先生还说：“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象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11]。孙中山先生的观点显然是对陈独秀和吴虞偏颇谬论的有力驳斥。孙中山先生还指出：“仁爱的好道德，中国现在似乎远不如外国。中国所以不如的原故，不过是中国人对于仁爱没有外国人那样实行，但是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我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