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儒学的继承发展(5)

　　蒋中正先生则认为：“总理提倡‘知难行易’的学说，其目的在于鼓励实行；而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其主旨也是在于提倡实行”，“总理注重实行的精神与阳明学说的本质在行的意义上并无出入”[37]，并且认为：“我们今日是既离不开科学上知识的知，更加离不开修养上良知上的知”[38]，“我们要贯彻总理‘知难行易’的学说，必须辅之以王阳明‘致良知’的哲学”[39]。同时总结说：“这两种哲学，就作用方面说，可说只是一个，因为统是注重在动的方面，而且统是注重在行的哲学”[40]。

　　那末，孙中山先生“知难行易”学说究竟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差异在什么地方呢？也就是说孙中山先生对于儒家哲学思想的发展究竟在什么地方呢？笔者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知难行易”的学说是对儒家哲学思想的科学总结，使儒家哲学思想由古代哲学变成了现代哲学。

　　首先，王阳明的“知”是指一人之认识，而孙中山先生的“知”是指普遍的认识；其次，王阳明的“知”是指本能的认识，而孙中山先生的“知”是指科学的认识。孙中山先生指出：“夫科学者，统系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41]。因此，孙中山先生所指的“知”，是科学之知，必经由学、问、思、辨而得之者，而王阳明的知，指的是本然之知，乃得自天赋而不必由力学得之者。说实话，这种“知”在哲学上毫无研究之必要。

　　秦孝仪先生认为，“知”应分“哲学之良知”和“科学之真知”[42]。蒋中正先生认为，“知”应分为“科学之知”和“德性之知”，即“修养上良知上的知”，那末，世界上有没有脱离科学的“德性之知”呢？在古代诚然是有的。但在现代科学出现以后，这种“德性之知”就必然要符合科学要求，否则就必然会阻碍社会进步。在现代社会不但“德性之知”，任何“知”都必须符合科学要求，哲学即科学，我们试看，西方大学在授与博士学位时，皆冠以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等名号，就知西方实视哲学为科学。

　　二、“知难行易”学说是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正确表达，赋予了“知”和“行”现代科学的概念。

　　“知行合一”说认为：“知即是行，行即是知”。王阳明说：“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如改成“知之明觉精察处便是行，行之真切笃实处便是知”，谁能说出二者的区别？因此，“知行合一”说片面强调“知”和“行”的同一性，混淆了认识与实践的区别。使人认为，行不必有理论指导，而知不必上升为理论。而“知难行易”学说既强调了“知”与“行”的区别，又明确了“知”与“行”的联系。一方面，“知难行易”学说突出求知之难，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在“知”的指导下，行之易，鼓励人们勇于实践。孙中山先生指出：“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这是完全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可谓知者，然而他们发现的理论不必自行，而实践这些理论的人“不必自知”。别人的，外国的好经验，好理论，我们尽可以拿来便用，不必重新摸索，再走弯路。所以说，“知难行易”学说是既鼓励人们实践，又鼓励人们学习的好理论，它提倡重视知识，重视理论，重视科学，这是“知行合一”说难望其项背的。

　　三、“知难行易”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是真正把“知”和“行”统一起来的学说。孙中山先生认为，正确的理论对于革命的成败起关键的作用。他说：“夫破坏之革命成功，而建设之革命失败，其故何也？是知与不知之故也。予之于破坏革命也，曾十起而十败者，以当时大多数之中国人，犹不知彼为满洲之所征服，故醉生梦死，而视革命为大逆不道，其后风潮渐盛，人多觉悟，知满清之当革，汉族之当复，遂能一举而覆满清，易如反掌。惟对于建设之革命，一般人民固未知之，而革命党亦莫名其妙也。夫革命事业，莫难于破坏，而莫易于建设。今难者既成功，而易者反失败，其故又何也？惟其容易也，故人多不知其必要而忽略之，此其所以败也”[43]。中国革命是这样，世界革命也是这样。孙中山先生又说：“当时欧洲的民众都相信帝王是天生的，都是受了天赋之特权的，多数无知识的人总是去拥戴他们。所以少数有知识的学者，无论用甚么方法和力量，总是推不倒他们。到了后来，相信天生人类都是平等自由的，争平等自由是人人应该有的事；然后欧洲的帝王便一个一个不推自倒了”[44]。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都需要理论的指导。孙中山先生还说：“当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所以然者，盖欲免错误而防费时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从知识而构成意象，从意象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功夫，则无论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无不指日可以乐成者也。近日之无线电、飞行机，事物之至精妙者也。美国之一百二十余万里铁路，与夫苏伊士、巴拿马两运河，工程之至浩大者也。然于科学之原理既知，四周之情势皆悉，由工程师筹定计划，则按计划而实行之，已为无难之事矣。此事实俱在，彰彰可考”[45]。

　　孙中山先生正确地阐明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他指出：“天下事惟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他把知和行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先行而后知，进化之初级也。先知而后行，进化之盛轨也”[46]。就是说，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的来源，而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则是知行发展的最高阶段。据笔者所知，近代国内全面、正确、系统阐述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孙中山先生是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