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儒学的继承发展(4)

　　第二个根本错误是把实行看得容易，而不晓得知固是难，行亦不易，医学最可推翻知难行易说，因为医学一面是学，一面又是术；一面又是行。医生只有从临床的经验得来的学问与技术，方才算是真正知识。一个医生的造成，全靠知行的合一；即行即知，即知即行，越行越知，越知越行的工巧精妙，岂但医生如此，一切技术，一切工艺，那一件不如此？

　　适之先生除指出上述两个根本错误外，认为知难行易学说，要发生两种危险。第一，青年同志只认得行易，而不觉知难，于是将有打倒知识阶级，轻视学问的风气。第二，一般当权执政的人，以为知识之事已由总理担任，政治社会的精义，都已包罗在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书中，人民只有服从，无可疑义。于是掮着训政的招牌，箝制一切言论出版自由，不容有丝毫异己的议论。

　　适之先生认为行亦不易，主张治国应当请教专家，运用科学。他说：“治国是一件最复杂又最重要的技术，知与行都很重要。民生国计是最复杂的问题，利弊不是一人一时看得出的。故政治是无止境的学问，处处是行，刻刻是知，越行方才越知，越知方才越行。要把这件大事办好，只有充分请教专家，充分运用科学，然而行易之说，可以作为一般不学无术军人政客的护身符。此说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

　　胡适之先生的文章发表后，曾引起许多对知行问题研讨的文章，和对他主张的评论。

　　1929年9月23日，国民政府立法院党义研究会成立，胡汉民先生演讲《从党义研究说到知难行易》。他指出：“宋儒说：……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无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这种一旦豁然贯通的用力，是完全离开事实的，是禅家“顿悟”的说法，不但不适用于今后的世界且不足以解释以前儒家原有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中国人在过去的时期中，很多被这种‘用力’的主张所误，要求什么‘一旦豁然贯通’，却终于不能临到这‘一旦’。总理以为这种错误，非急加纠正不可，于是推翻古来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成说，而创知难行易的学说”。

　　针对胡适之先生认为知难行易说的第一个根本错误，是把知行分得太分明，认为知行不能分开，主张知行的合一，胡汉民先生说：“非难知难行易学说的人，往往拖出王阳明先生来做保障，说什么知难行亦不易。我们过细把这句话想一想，觉得它的结果与效用，通通是等于零。阳明说：‘知是行的主义，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又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因此形成了他的即知即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的知行合一说，知行合一之说，在理学家的修省功夫上，诚然有相当的价值，但是理论则与现实不符”。

　　胡汉民先生继续指出：“总理说：‘我们不应该把知同行不问场合，都放在一个人身上。王阳明不懂得分工的道理，以为行的人便得知，而不知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已是一个普遍明显的定例。……我们不能曲就阳明的说法，把知看作极简单的一回事。要晓得一知半解的知，算不得是真知’。总理说：‘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含科学之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所以凡没有经过真切的研究，没有找到确实的基点的，不能说是知。实行者临行之时，事理上所暗合之知甚大，但脑筋之所应用之知则甚微。知与行的道理，的确应该相结合，但知与行是两回事，两种工作，却无从合一”。

　　蒋中正先生则于1939年3月15日发表了《行的道理》（行的哲学），并进一步建立了《力行哲学》的理论体系。其“力行哲学”与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说是有一定区别的，秦孝仪先生也认为是“在太阳之下，别燃一灯”[33]。其区别主要在于孙中山先生认为阳明“知行合一”说，与其“知难行易”说，旨趣不同，而蒋中山先生则认为此两种学说，仍“彻上彻下，只是一贯”[34] 。

　　孙中山先生在总结其研究先贤理论而创立“知难行易”说的历程时说：“当革命破坏告成之际，建设发端之始，予乃不禁兴高采烈，欲以予生平之抱负与积年研究之所得，定为建国计划，举而行之，以冀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隆盛之地焉。乃有难予者曰：‘先生之志高矣、远矣，先生之策宏矣、深矣，其奈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何？’予初闻是言也，为之惶然若失。盖‘行之惟艰’一说，吾心亦信而无疑，以为古人不我欺也。继思有以打破此难关，以达吾建设之目的，于是以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以励同人。惟久而久之，终觉奋勉之气，不胜畏难之心，举国趋势皆如是也。予乃废然而返。专从事于‘知易行难’的问题，以研求其究竟。几费年月，始恍然悟于古人之所传、今人之所信者，实似是而非也。乃为之豁然有得，欣然而喜，知中国事向来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则误于以知为易，以行为难也。倘能证明知非易而行非难也，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之事大有可为矣”[35]。同时，孙中山先生又指出：“夫‘知行合一’之说，若于科学既发明之世，指一时代一事业而言，则甚为适当；然阳明乃合知行于一人之身，则殊不通于今日矣。以科学愈明，则一人之知行相去愈远，不独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为一知一行，而以经济学分工专职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然则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不合于实践之科学也”[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