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儒学的继承发展(3)

　　孙中山先生对于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主要在民族主义。儒家民族主义思想中有一个重要的观念，那就是：严夷夏之防或明华夷之辨。儒家一向对此甚为注重，认为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也是中华民族保持其文明的生活并继续向前进步所必须坚守的阵线。所谓华夏之分，首先见于《尚书·舜典》“蛮夷猾夏”的论述。这一区别，似乎是在虞时即已形成。孔子曾对管仲攘夷之功大肆称赞说：“如其仁，如其仁”，“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27]。儒家民族主义的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有助于防止先进民族的文化受到野蛮民族的侵略和破坏。但夷夏之防或华夷之辨也在某种程度上有悖于民族平等。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因此，孙中山先生对于儒家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了改造。他指出：“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之诸民族也。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28]。经过孙中山先生的改造，儒家的民族主义从古代的民族主义进化到了现代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同时，孙中山先生反对狭隘的西方民族主义，主张民族平等。西方狭隘的民族主义基于人种的观念，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军舰队进攻大沽炮台受到重创时，美军舰队将领认为血浓于水，因而参战即为一著例。此外，所谓白人澳大利亚，白人加拿大等政策都为这一狭隘民族主义的反映。孙中山先生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末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29]。孙中山先生的遗言—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更是把儒家的民族主义发展为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发展为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标志。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绝不因时间而稍褪颜色，在今天更凸显其现实意义。

　　在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发展上，孙中山先生的独创主要在于对“忠”、“孝”和“修身”的阐释上。而这恰恰是对近代中国乃至现代中国最有意义的方面。

　　1924年3月，孙中山先生演讲三民主义，他认为中国民族所以能生存几千年，必有其所以能生存的长处，那就是固有的道德与智能。他针对当时许多祠堂把原写有的忠字铲去的事实，对忠字加以重新阐释，“以为从前讲忠字是对于君的，所谓忠君；现在民国没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实在是误解。……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30]。近代，对忠作新的阐释的，孙中山先生是第一人，这就是他的独创。他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为国为民，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孙中山先生对“忠”的观念加以改造，对“忠”的内涵加以新的阐释，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古往今来，就有许多野心家、阴谋家利用“忠”的观念，愚弄人民，也有许多愚忠之人，陷于彀中而不能自拔。近代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据说陈公博本不愿投日，但因其忠于汪精卫，终于走上了叛国的道路。因此，孙中山先生提出要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不应忠于一姓一家，至今仍有警世含义。

　　孙中山先生对“修身”的引伸也是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在《民族主义·第六讲》中，他专门抨击了有些中国人吐痰、放屁、留长指甲和不刷牙齿的陋习，认为有损于中国人形象。孙中山先生对“修身”的阐释丰富了“修身”的内容，赋予了“修身”新的含义。古代，孟子虽然早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提法，宋儒也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但儒者似乎对卫生不大措意，魏晋文人不用说了，据说，王安石即曾“蓬首垢面以谈诗书”。时至今日，中国人不讲卫生，不守规矩的行为仍然继续败坏着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形象。令人回想起孙中山先生的教诲而感慨万分。如果人人都能遵循孙中山先生的教导，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必能获得外国人更大的尊重。即此一端，可见孙中山先生对于儒家伦理道德的发展大有助于塑造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形象。

　　孙中山先生对于儒家哲学思想的发展在于创立了“知难行易”学说。儒家思想一贯重视求知。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并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孟子则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并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然而，明确提出“知难行易”，乃是孙中山先生的独创。孙中山先生是以批判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推行“知难行易”说的。孙中山先生指出：“阳明言知行合一，中国古书又言，知之非艰，行之为艰。兄弟思之，此似是而非者也。兄弟谓之，行之非艰，知之为艰。虽将旧习学说推倒，此学说上古有人觉悟，而未有能证明之者。然兄弟能得一学说，打破古人之旧学说，即一味去行之谓也。今即以古人之说证明之，中国大成至圣有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孟子言，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商鞅又云：民可与乐成，难与图始，从可知行之非艰，知之惟艰，实中国上古圣贤遗传之学说”[31]。

　　孙中山先生还指出：“就知和行的难易之先后说，凡百事情，知了之后才去行，是很容易的。如果不知也要去行，当中必走许多‘之’字路，经过很多的错误，是很艰难的。为甚么不避去那种错误的艰难？因为知是很难的。如果要等到知了才行，那么行的时候，便非在几百年、几千年之后不可，恐怕没有定期了。所以我们人类，有时候不知也要去行。”[32]。

　　对于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后人也曾提出过一些不同意见，如胡适之先生曾于1929年5月，在上海新月杂志第二卷第四号上，发表一篇《知难行亦不易》，在题目下附记：《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说述评》，他首先肯定行易知难的学说，是一种很有力量的哲学，但认为这个学说有两个根本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把知行分得太分明。因为知行分得太分明，不知不觉的把知行分做两件事。分做两种人做的两类事，这是很不幸的。因为绝对大部分的知识，是不能同行分离的，尤其是社会科学的。这绝大部分的知识都是从实际经验（行）上得来，知一点行一点，行一点更知一点，越知越行，方才有点儿知识。行的成绩便是知，知的作用便是帮助行、指导行、改善行。所以知行不能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