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对“黄祸”论的回应(2)

　　文化民族主义者的辜鸿铭，本来就视“道德力”重于“物质力”，一贯不以中国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为然，深信有悠久历史和发达文明的中国不可能被列强瓜分，因此他与孙中山先生略有不同。孙中山认为，欧美帝国主义标榜“维持文明之福，防塞黄祸之祸”，其目的在“分割支那（中国），隶之为列强殖民地”[2]（p219），故回应重点首先放在警醒国人，迅速奋起革命以救亡，同时向世界表明中国强大之后也不会损害西方利益和在亚洲称霸。而辜鸿铭则把重点放在论证中国文明的高尚优美，说明中国人不是“劣等民族”，尤其反对西方用基督教使中国人从精神上“西化”的宗教战略。

　　西方人认为中国文明落后、中国人性低劣的一个根据是中国的物质生活水平低下。对此辜氏指出，这只是一种“没有思想且讲究实惠”的“标准”或“尺度”。他强调，“一个民族的生活水平可能因为经济原因而变得非常低下，但是它本身却不是该民族道德文化或文明低下的一个证明”。那么，评判文明高下的真正标准是什么呢？辜氏认为应该是道德教养所造就的生活态度，是待人接物的温良有礼。他强调说：“只要无私和仁慈——那么，不论你是犹太人、中国人还是德国人，也不论你是商人、传教士、军人、外交官还是苦力——你都是一个基督之徒，一个文明之人。但假若你自私和不仁，那么即使你是全世界的皇帝，你也是一个乱臣、贼子、庸人、异教徒、夷、蛮子和残忍的野兽。”[1]（p116）为此，辜氏把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从核心处作了对比。

　　辜鸿铭认为，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是“建立在一个依赖于希冀和敬畏（上帝）之情的道德文化基础之上的文明”。由于到了“现代”，人们对“上帝”的希冀和敬畏之情已不复存在，于是只有依靠法律、警察和军队等“外在”之物作为“一种约束力量”来维持社会秩序，故“在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一语不胫而走；进而，“欧洲的军国主义”成了“用来对抗真正的文明，反对中国人民及其政府”的主要手段。简言之，现代西方文明靠物质力、强制力、武力来维持，因而富于侵略性。

　　而中国的儒教文明是“建立在一个依赖于人的平静的理性基础之上的道德文明”，“这一文明人们更难达到。而一旦实现，就能永恒持久，不衰不灭”，它不是出自外铄，而是“出自人类生来热爱仁慈、正义、秩序、真理和诚实本性的内在之爱”。[1]（p177～180，182）儒教文明的三大特征是“深沉、博大和纯朴”，它造就的中国人“完全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情感的生活”。[3]（p5，33）这种文明是一种道德的、从内心自发的精神文明，它从未构成对他人的威胁，尤其不会使用武力去危害别的国家和民族。相反，儒教文明曾给叫嚷“黄祸”威胁的欧洲带去光明和进步，“现在无论何人，只要他不厌其烦地去阅读伏尔泰、狄德罗的作品，特别是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就会认识到中国的典章制度的知识对他们起了多大的促进作用……至少对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由思想之迅速发展与传播是起过促进作用的”，而当时的自由思想“带来了欧洲中世纪制度的‘全面解体’或彻底崩溃”。[1]（p174）也就是说，导致欧洲“走出中世纪黑暗”的“启蒙运动”，就曾得益于中国的理性精神和道德文明。

　　儒教文明不仅使得中国人“拥有理性民主的精神”，同时还富于互助和自治的性质。辜鸿铭不是用自己的话，而是引用了英国传教士、也是汉学家的麦嘉温的《近代中国的人和生活方式》一书中的话来加以证明：“这个民族的一个显著特征，即他们的结合能力，这种能力是文明人的主要特征之一。对于他们来说，由于生来崇尚权威和恪守法纪的天性，组织与联合行动是件容易的事情。……可以说他们的国家，立于人人自治自立之上。”[1]（p173）所以中国始终是一个有秩序、守信用的国家，尽管“在中国的一般外国人，他们往往蛮不讲理，易躁易怒，而一般中国人则彬彬有礼，具有涵养”。义和团事件期间，担任北京使馆区司令的英国外交官窦纳尔指责中国人“不守信用、背信弃义”，辜氏回敬说，这首先是由于列强“对中国人所施行的诡计和地地道道的背信弃义行为”所致，因此，“事情的说法正好可以反过来，而且逼迫中国人不得不像他们所做过的那样行事的力量，甚至更为强大”。[1]（p53～55）辜氏强调，西方仗恃力量强大，一再对中国予取予夺，食言自肥，所以“不守信用、背信弃义”的不是中国人，而是列强自己。

　　辜鸿铭曾具体地为义和团辩护说：义和团“完全是一种合法的村社防御制度，其目的在于防御，而不是进攻”，其所以后来“脱离了原有的运动轨迹，变成了一种更富于攻击性的、好战且完全失去控制的狂热”，首先应归咎于“外国使臣的干涉和压力所强化了的‘地方困难’”。[1]（p29～30）而归根到底，则是起因于“欧洲那‘养尊处优的集团’（按辜氏文意，养尊处优的集团是指统治者和资产阶级——作者）竭力驱使政府以一种愚蠢野蛮的方式同这一文明（指中国文明——作者）进行交往”，[1]（p179）于是“义和团民才不得不奋而起事，同他们的法国兄弟在1789年所做的那样，向全世界发出血淋淋的呼吁，呼吁应当把中国人当人看待”。[1]（p152）在这里，辜氏也许拔高了义和团民的思想认识，夸大了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意义，而抹煞了义和团运动的诸多缺陷，但他强调的主旨“义和团不是黄祸”，或者至少可以说不是中国人首先加害于欧洲人，而首先是列强造成了中国人的恐惧不安，仍不失为对“文明冲突”的探本溯源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