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对“黄祸”论的回应(4)

　　辜鸿铭仍把重点放在揭露传教士的所作所为上。辜氏强调，传教士是伴随着“某些外国政府炮舰的威胁”进入中国的，因此，他们“傲慢自大和狂妄放肆”[1]（p44），“不在乎（中国的）公众舆论”，“无恶不作”，“到处插手和施展小小的暴虐”。[1]（p44～48）辜氏又说“四处奔走的传教士们，乃是……做生意的‘旅行推销员’”，“不用说其它肮脏生意，仅他们所从事的土地投机买卖一项，就已火红得了不得。除此之外，在中国，每一次教案，对耶稣会士来说就意味着发一笔横财。因为每遭受一两银子的损失，他们就要中国政府赔偿白银50至100两。我不知获利的百分比是多少！”[1]（p141）不仅勒索中国官府，教会甚至认为“它有权向中国的饥民索取赔偿。在这些饥民的家中，基督教会的代理人们帮着纵火，使他们无家可归，无以为食，以致陕西已经在出售人肉”。[1]（p148）而当忍无可忍的中国民众起而反抗时，“这些口口声声对这里的人民念着仁慈和慈爱的人们……便以炮弹和葡萄弹威胁他们”。[1]（p46）

　　少数传教士居然在中国搜集情报。辜鸿铭引用了进占北京时的法军统帅的机要秘书埃里松所著《一位译员在中国的日记》，日记中清楚地记载着传教士为八国联军效劳的行为，“耶稣会士所呈献给将军的一切情报——以及说明情报的准确性的事件，无论是关于我们将必须经过的那些省份的资源的情报，还是关于我们将要在前面碰到的（中国）部队人数的情报，都是通过耶稣会士获得的。……耶稣会士在这个时期表现出了热烈的爱国主义和令人敬佩的忠诚”。[1]（p50～51）随着西方列强在中国战争的进展，教会更加无所忌惮，丝毫“没有什么耻于为之之事，它甚至不以‘传教士抢劫’为耻”。[1]（p147）所以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北京期间，不仅有传教士持枪上阵，还有传教士加入了外国平民、军人、官员的抢劫者行列。

　　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辜鸿铭引述的德国大主教昂塞（Anser）在1900年末的一期《未来》（Zukunft）杂志上撰写的评论德皇的名为《不要宽恕》的讲演的文章，其中居然白纸黑字地写着：“我们俘虏五万名中国佬干什么？养活他们都很困难。如果我们遇上五万条毛毛虫，我们会怎么做？把它们统统碾死！”辜鸿铭评论说，如果“依照这位政治牧师之见，耶稣基督也会变成食肉动物的”。[1]（p114）不过辜鸿铭始终没有直接说出来华的西方不速之客是魔鬼，他只是说，希望“外国列强或他们在中国的高级代理人”尽快采取“真实、智慧和道德”的态度及行动，“使中国人民相信，欧美人真的不是‘魔鬼’，而是像他们一样有心肝的人类”。[1]（p36）

　　辜鸿铭既从文化和政治本质上对西方列强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作了理论分析，又以大量的具体事例揭露了西方外交官、军人、侨民尤其是传教士在中国的种种远远说不上是“规矩”、“高尚”、“文明”的言行，实际上对“谁是魔鬼”的问题显示了他的答案。尽管他的举例已有众多史料可以证实，但是这些事例仍然经过了“筛选”。为数众多的传教士自然良莠不齐，但不可否认，也有一些虔诚的教会人士不仅没有蔑视中国文化和为非作歹，反而是对沟通中西文化作了若干贡献，给中国的教育、医疗、社会救济等工作带来了一股新风。他们传播的西方科学知识，不能说是“愚昧的东西”[1]（p44）；也不该把他们吸收的中国信众统称为“中国人中的最糟糕、软弱无知、贫困堕落之徒”。[1]（p42）辜鸿铭议论时爱走极端的结果，往往更多地掩盖了其观点的合理性。

　　三

　　辜鸿铭认为，“黄祸”论、义和团，尤其是来自西方的传教事业和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战争，造成了“一种可怕的彼此恐惧状态。中国人为亡国灭种而恐惧，欧美人则为他们在华同胞的生命财产而恐惧”，因而紧要的工作不是像赫德那样强化这种彼此的恐惧，而是要消除或者至少是“减轻这种可怕的彼此恐惧”。[1]（p37）以免这种恐惧进一步发展为仇视。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辜氏首先着重强调的是中国人和西方人都“需要扩展（expansion）”。他解释说：“我这里的所谓‘扩展’就是需要懂得：那些后来被归纳成体系的称之为基督教或儒教的理论汇编，行为规范与信条，并不是绝对真实的宗教，正如中国的文明或欧洲文明并非是真正完美无缺的文明一样。”[1]（p279，280）“孔子说‘有教无类’，这就是‘扩展’的真正含义”，“或如中国人所说：一视同仁”。[1]（p152）为此中国人需要一定的“自省”。他说，“自来我中国士大夫夜郎自大，其贻讥外人固不足怪”[1]（p466），而且客观事实是，“在今日的中国，真正的儒家文明或道德文化可以说正处在衰落状态”[1]（p203），故必须承认，“中国文人学士之所以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是因为他们没有此种认识。现代欧洲文明无论利弊如何，其伟大的价值与力量——就在于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人民已经有力地抓住了这种扩展观念”，而中国不少文人学士却“坚守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陈规故套”，“顽固排斥一切新事物”。[1]（p280）通观辜氏的全部作品，此类“责己”的文字虽然不多，但应该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前，辜氏并没有完全拒斥西方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