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对“黄祸”论的回应(5)
辛亥革命网 2011-06-09 00:00 来源：史学月刊 作者：罗福惠 查看：
辜鸿铭同时指出：西方人，尤其是“现代英国人更需要‘扩展’，一种心灵开阔意义上的正确扩展”，“不再那么迫不及待地要将自己的这种小小看法强加给别人”。应该尊重他人的文明，把中国人看做文明民族，平等地同中国人交往。他强调要“实现这种真正的扩展”，可以套用“一句政界的时髦词来说，就是‘门户开放’的原则”，不过这里的“门户开放”不仅仅是指“贸易和铁路的‘门户开放’”，也不是仅指“政治上或物质上的‘门户开放’和‘扩展’，而是一种知识和道德意义上的‘扩展’。没有知识上的门户开放，不可能有真正的心灵扩展；而没有真正的心灵扩展，也就不可能有进步”。[1]（p282～283）辜鸿铭深知已经形成定势的东西几大文明不可能彼此取代，即中国不应也不会西方化，西方也不会中国化，所以他选择“扩展”一词，即各方都不放弃其文明核心，但可通过开阔胸怀，放开视野，平等地对待不同的文明，让不同的知识和道德在全人类中交流，互相融合，彼此补充，作为解决“文明冲突”的根本之道。为此他希望西方人尤其是英国人改变“自私”、“傲慢”、“虚伪”的性格，回归到“共同的理性意识和道义感”[1]（p97）上，“为获得我们称之为普遍自由主义名义下的新的道德文化而斗争”[1]（p180）。需要指出的是，辜氏在向列强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时候，多援引《圣经》及一些以自由、平等思想著称的作品为根据，他曾自供说：“吾用彼国学说，倘责我，应先毁彼彝训。”[4]（p136）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有点近于以西学反西方。
大概辜鸿铭也认识到这种建议难免流于抽象，所以他还提出了若干具体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他认为，“传教士在中国的存在，无论对于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一种危害”[1]（p47）。因此，有关国家应该“采取措施，如果不将其全部撤走，至少也应该对目前在中国业已存在的整个传教系统做出某些修改和调整”。[1]（p41）他尤其强调西方社会在看待中国时，不要只听传教士和某些在华记者的一面之辞，民众和政府不要被那些不公允、不客观的舆论所影响甚至左右。
还有，“如果在中国废除治外法权的时机还不成熟，那么列强……便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保证在华外国人自身的良治秩序”，不能进而“允许其代理人否认帝国政府对于中国的国民的裁判权”，不要“侵犯中国地方官对于国民的裁判权”。[1]（p9，10，57）当然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人“希望有一种选择权，憎恨突然给他们划定道路”[1]（p281），辜氏根据自己已形成的现代国家主权观念，强烈要求“让中国独立”，认为“只有当帝国政府的中央当局有权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帝国的法律至少对于所有的中国国民还具有唯一绝对的效力时，改革方才成为可能”。[1]（p64）
当然辜鸿铭也清楚地知道，列强不会为他的口舌所动，“大人物们都是些滑膛枪崇拜者”，欧美人“在很大程度上对使用暴力丧失了理性”[1]（p177），所以义和团事件之后，西方报刊“齐声要求所谓在中国的炮舰政策并平静地列出瓜分中国的计划”。对此，辜鸿铭就不仅从“是非”也从“利害”上表示自己的看法，“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曾经想过”，如果瓜分中国而引起中国人狂热的反抗，那么“要维持中国四万万民众的秩序与治安将会耗费欧洲各国多大的开支”？“外国人在中国实施炮舰政策，将只能对中国人和外国人所有相关的利益构成损害”。而且，“一旦军国主义在中国成为必要，那么中国人肯定会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或者势必为外来军事力量所制服。但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全世界都将不得不为此付出一大笔额外的军事负担”。[1]（p179，180）辜氏的文章主要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他的建议或要求也许带有与虎谋皮的天真幼稚，他的利害分析又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为人”谋算，但其中智慧的预见却大多得到了历史和现实的证实。
孙中山和辜鸿铭是中国近代曾对“黄祸”论作出最多回应的两个代表人物。[5]他们都了解西方文化，重视西方舆论。但一个是先进的反对皇权的革命者，一个是守旧的保皇主义者，然而两人在批驳“黄祸”论方面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这说明把中国人妖魔化的“黄祸”论是对全体中国人的诬蔑和伤害，因此必然会遭到各式各样的中国人的批驳。
【参考文献】
[1]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C].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2]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主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4]孔庆茂，张鑫.中华帝国的最后一个遗老辜鸿铭[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5]罗福惠.孙中山先生对“黄祸”论的回应[J].光明日报，2002-05-28（B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