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对“黄祸”论的回应(3)

辛亥革命网 2011-06-09 00:00 来源:史学月刊 作者:罗福惠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欧美列强为了瓜分中国并企图用基督教使“中华归主”而先发制人地虚构“黄祸”威胁之际,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人士

  辜鸿铭上述对中国儒教文明本质的探讨,对中国人性格特征的总结,对中西交往历史特别是对世纪之交义和团运动起因的回顾,充分说明了中国文明“不仅对于现在的欧洲民族,就是对于人类的命运与文明也不是真正的威胁”。[1](p177)相反,中国文明崇尚道德、仁爱,追求正义与和平的理性精神,是人类文明中最可宝贵的一部分。

  二

  据辜鸿铭说,八国联军占领京、津期间,当时住在上海的一位传教士夫人玛丽·菲奇曾经提出过“究责谁是魔鬼?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的问题,从而引起了辜氏的讨论兴趣。为此辜氏引述了孔子的话“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并发挥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有什么样的道;而不是你自称有什么样的道,就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1](p116)此语实在深刻,一个人的自我认知或自我定位与他人的认可并非完全一致,关键还是在这个人实际上怎么做和做什么。在辜氏的眼里,当时那些从西方到中国来的外交官、记者、军人、商人、传教士乃至无业游民,尽管他们都打着“上帝”、“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炫目的旗帜,可是他们的言行却未必与其所宣扬的“道”相符。

  辜鸿铭认为,西方文明之“道”并非一成不变。西方的基督教尽管是建立在希冀和敬畏(上帝)之情的基础上,但毕竟有劝人向善的功用。然而后来“递相传衍,愈失其真,非特无以为教,且足以阻遏人心向善之机”。[1](p234)尤其是在旧教势力甚大的国家出现的坚持反对宗教改革的耶稣会,标榜“教皇至上”,实则抛弃了“博爱”精神而代之以自私自利。另一方面,18世纪的自由主义或曰自由思想曾有打破黑暗的中世纪时代之功,“为公理和正义而奋斗”,但“今天欧洲那种自由主义也已经变成了一种独裁,一种‘养尊处优的集团’的独裁”,“今天的假自由主义则为法权和贸易特权而战”,“只是卖力地促进资本家与金融商人的既得利益”。[1](p180)他把西方列强的所言所行称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特别着重指出,“英国的虚伪的帝国主义和德国吃人的殖民政策,不过是耶稣会教义与虚假民主杂交的产物”。[1](p138)其批评的深刻犀利和击中要害,在19至20世纪之交的中国,鲜有人能出其右。

  辜鸿铭还对几个主要西方国家的“养尊处优的集团”和“群氓”(按辜氏文意“群氓”是指那些“半受教育”,因而“粗野不堪,无优雅之处可言”,而且“无法克服和抑制自身的欲望”因而“过激”的政治人物[1](p370~371)——作者)的性格特征作了概括。他说英国人“总是一边抗议着偷盗,一边又去偷盗”[1](p76~77),他们的身上附着一种“傲慢的恶魔”[1](p95);德国人身上则有“自私的毛病”和“吓人的胃口”[1](p112);而正在吞噬法国人灵魂的,“不是放纵肉欲或淫荡,而是耶稣会教义”。[1](p132)辜氏多次形象地说耶稣会教义会使耶稣基督“变成食肉动物”,即根本扭曲和改变基督精神,由教人向善变为恃强凌弱。此外,辜氏还说“与俄罗斯人被认为残暴一样,美国人被认为粗俗”。[1](p145)辜氏的这些概括多是依据自己对这些国家的在华人士的直观印象而成,很难说准确恰当,只能说是对视中国人为“劣等民族”的一种反唇相讥,但其中也未必没有贴切之处。

  接下来辜氏又从外国人的报刊通讯中找到诸多例证,说明在华西方人行为的无礼粗暴、残忍无情及采取双重标准的可恶嘴脸。如外国公使通常是“引导或帮助其国民通过出卖主义信条、假药、铁路股票,或后膛装弹的新式枪械去做生意或谋生”。[1](p10)他们不仅顽固维护外国人在华的特权——“治外法权”,甚至粗暴干涉中国官员任免,如英国公使要求朝廷“解除四川总督的职务”。[1](p57)再如1900年夏天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和北京之后,上海的外文报纸上刊登了众多报道,辜氏摘取了两条作为对比。一是战争造成的可怕景象:“天津,七月十五日电:街头上躺着成千上万具(中国人的)尸首,死尸在阳光的照射下发着惨人的光。城内大部分地区还在燃烧,夜幕降临时,熊熊的火焰将郊野上空映得一片血红。”二是与这一惨景形成鲜明的对照:“上海租界的外国侨民竟张灯结彩,举着火把骑自行车游行,以庆贺北京的陷落和公使馆解围。”这种强烈的对比,使辜鸿铭忍不住说出:“卑鄙下流者的突出标志就是粗俗。”[1](p166)然而这种责备仍然不失“彬彬有礼”。

  外国人在中国都“高尚”吗?辜鸿铭又举了一例,仍是1900年“夏天,在北京和天津,外国平民、传教士,甚至于还有官员,公然无耻地抢劫财物。连上海出版的那份并不很严正的《字林西报》也为此感到羞愧,并不得不在社论中大声疾呼‘……制止眼下正在北京持续的这种无耻局面’”。然而前述罗伯特·赫德竟能平静地面向全世界作证说,“的确没有发生过真正的抢劫”。对此,辜鸿铭忍不住进行了讽刺,说如果“让像赫德爵士这种头脑中具有随机应变的双重道德价值标准的人充当辩护士,要回答‘究竟谁是魔鬼?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的问题,是不容易的。”[1](p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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