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刘学询与孙文关系的一个解释(3)
辛亥革命网 2011-06-10 00:00 来源：学术研究 作者：狭间直树 查看：
将消息传到前面提到的康有为之密友邱菽园处的是新加坡市参议员林文庆，传给林文庆的是某位日本僧侣。这位僧侣的消息非常具体、详细，如在截获的宫崎的电文中1天内就多次出现康有为及邱菽园的名字，并听说宫崎等“刺杀康有为，其可得赏金数十万金”。这位僧侣知晓林与康和邱的至交关系故而特地将此消息密告于林，当林将此消息又传递给炜时，恰好此日炜接到了一份孙文来新（星）筹款、谨防发生异变的电报。闻此大为震惊的林立即将此事报告给新加坡总督，井要求搜查。于是政府出动，结果就是康与宫崎未能会面。
事件虽然扑朔迷离，但关键的人物却是那位日本僧侣。其身份不明，他的情报来源也相当可疑，对他的信任或许因为他是日本人。要想在新加坡找到当时那位扮演僧侣的日本人，并非困难。虽说发给邱的电文抑扬顿挫恰到好处，但只要用心的话，是谁都可以做到的。总而言之，将宫崎等断定成为谋取赏金之刺客的情报对于林、邱和康本人来说，都是具有可靠性的。
据康的记载，得到此消息是在7月4日，但很可能是在7月1日。（注：下此判断的根据是，在7月1日康的书简中已经提到“百金”，因为康将拒绝与宫崎会面所赠与的“饯”之“百金”辩解为从新加坡到小岛的“路费”。我们姑且不去追究并没有请求而赠与来访客人的路费的合理性，如果因为以支付路费作为条件而请求来岛的话，那么请求会面一方或许不会因为气愤而取消访问吧。）拒绝救命恩人提出的会面请求，对于康来说当然也曾有过踌躇。然而，对他来说，也有放弃踌躇而做出决断的重要原因：那就是包括他自身在内也认为，自戊戌政变以来一直预谋杀害康梁的魁首就是刘学询和李鸿章，因此数月以来暗杀“刘豚、肥贼”的呼声不断，而且是雇用日本刺客采取的认真的行动。（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6、222页。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第120-122页；桑兵：《保皇会的暗杀活动》，《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杯弓蛇影”之胆怯的确不容置疑。总而言之，在宫崎等来到新加坡不久，有关巨款（出处虽不明）、暗杀康以及宫崎等刺客之三方面的情报已经传达给了康有为。
三
那么，宫崎寅藏等所接受的巨款是来自何方呢？居然是出自康有为等试图雇用日本人暗杀的“刘豚”即刘学询之手。如上所述，宫崎等人的广州之行是作为孙文的代理人，巨款是会谈之后得到的，而构成其桥梁的则是孙文与刘学询的关系。孙文与刘学询是同乡，孙的最初起义即甲午广州起义之际就与刘有关联，就此已经作过说明。（注：李吉奎：《孙中山与刘学询》，第94-95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虽然不是作为委托暗杀所支付的代价，但却是为了做出样态所必须的金钱。在暗杀康梁问题上所体现的刘学询与孙文关系的核心就在于此。
孙文于1899年秋结成兴汉会，着手在中国南方发动新的起义。兴汉会是策动会党联合的产物，可谓是兴中会的外围组织。康有为一方也在推进众所周知的自立军起义的准备工作，进入1900年以后，义和团的活动越发频繁。在这样的时局中，刘学询与孙文取得联系，希望他为协商时局之事而来穗，孙文应约，这就是6月初的香港之行。（注：此刻的联络是如何进行的，不得而知。《孙中山年谱长编》首先提出冯自由的何启发起说（《革命逸史》4），但在注中却指出了其中的疑问（第205-206页）。）然而，根据离日前夕的密侦纪录，其中有“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协商，分割中华帝国之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的记载，（注：《离横滨前的谈话》，黄彦主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189页。然而，虽然是事后的回忆，但宫崎寅藏却提及为阻止李鸿章之北上的两广独立计划（李鸿章大总统、孙文总理大臣）（《宫崎滔天氏之谈》，《宫崎滔天全集》第4卷，平凡社，1973年，第305-306页）。）从这一点上看，对于孙来说，他所意识到的协商议题，或许就是两广总督李鸿章所说的“两广独立”问题之类。
孙文一行，即杨衢云、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等于6月8日离开横滨，内田良平于长崎加入，一同于16日抵达香港。在从香港向广东省城进发之际，由于考虑到孙的安全，决定由宫崎、清藤、内田三位日本人作为代理出行。（注：就此次广州之行的经纬，基本上依据《三十三年之梦》，第259-260页，西尾阳太郎解说《硬石五十年谱·内田良平自传》，苇书房，1978年，第65-66页。前者以“关系到他人的天机”为由隐去了关键的部分，四分之三世纪后的后者则几乎如实地作了记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