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刘学询与孙文关系的一个解释(6)
辛亥革命网 2011-06-10 00:00 来源：学术研究 作者：狭间直树 查看：
若根据报纸的消息，孙文、暗杀梁与巨款之三点的汇合，从一开始就出自刘学询之口。令人感到震惊的是消息的来源，据报道记载，这是日本警察在审问一位名叫阿菊的妇女时的口供。而且，在消息中还提到日本警察的国家性质，言“按，就刘在日本时的行为，警察署均派出人员密探详报。故朝夕之动静皆洞悉无遗。并将所闻悉载为一册，因过于秽乱，故未传播”。总之，来日以后，刘的一举一动皆在警察监控之中，因此此消息的可靠性极高。然而，有关此机密情报是怎样入手的则只字未谈。
然而，说起消息中出现的阿菊，是刘学询的“宠妓”，而刺梁等等的话，据说是刘与孙于“酒楼”（日文为“待合住吉”，指招妓女游玩的场所。译注。）的密谈内容。场景设定虽然看似天衣无缝，但正因如此出现了重大的破绽。就语言一项来说，二者若用广东香山方言来密谈的话，阿菊显然不能听懂，如果是她捏造的话，那么情节又未免过于细致入微。也就是说，阿菊的供述只能被认为是刘学询意图传播的。而且，提起9月23日，正是刘学询延迟赴京述职、于上海策划事情的时刻。
将《字林沪报》上刊载的“密使之近状”报往日本的是日本领事馆官员，因为此消息牵涉到中日两国的政治问题。（注：此消息虽以暴露刘学询政治以及人格上的低劣为基调，但其中也包含着为达成目的的掩人耳目的部分。）作为当时的一个悬案，清政府的确提出过逮捕并送返康梁的要求，因此确实是一件值得报告的情报。可是，从此处谈到的刘学询出钱买通孙文派暗杀康梁派的构想中我们不难找到与新加坡事件相似的内容。此时的风闻中刘之所以登场，是因为已经作为传闻的消息被登载到报上，所以试图否定也很简单。的确，此消息对于孙文等并没有造成任何形式的影响。
七
众所周知，戊戌政变后，日本的改革支持者们为了促成孙文派和康梁派的调和做了大量的活动。从1899年夏至翌年夏间孙文与梁启超的关系看，或许在两者的关系史上是最为协调、也许可能发展到联合的一个时期。例如，1899年11月，梁启超在芝之红叶馆为唐才常、林奎、秦力山举行归国壮行会时，孙文也与陈少白、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一同出席了。（注：引自《兴中会革命史要》，《孙中山年谱长编》上，第193页。）此外，孙文于岁末的12月19日梁启超为活动美国华侨而离开日本时，向其介绍了夏威夷兴中会的同志。（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第44页。）
由于以上关系，从客观考虑，孙文接受暗杀梁启超请求是不可想象的。此外，受孙文派遣的宫崎寅藏等前去暗杀先前作为支持者并对其有救命之恩的康有为，也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如此，刘学询仍然布置下天罗地网，投入大笔资金，试图推进这一计划。刘之所以煞费苦心地策划此事，是因为其中蕴含着一连串的政治阴谋。
戊戌政变后，获得喘息机会的守旧派为迎合西太后的意图献出逮捕处刑亡命者康梁的策略。其中，由杨崇伊提案，作为“联倭杀康”策略执行者被选为“考察商务”之特使的是刘学询。将刘学询与杨崇伊连接起来的人物就是在此间一连串事件中作为刘后盾的李鸿章，而李鸿章之兄李瀚章的孙女是杨崇伊的儿媳，所以其间的姻亲关系十分牢靠。而且对于刘学询来说，康有为是仇敌。康有为与闱姓勾结弹劾刘，对此刘也采取了防卫战，然而，结果受到“勒罚刘学询银一百万两”的处分。为了逃避罚款，刘学询逃到了上海浙江一带。（注：孔祥吉：《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第130-131页。）
“罚银一百万两”是难以想象的巨额。内藤虎次郎于1899年秋到上海市曾拜访过刘学询，据闻刘学询有资产“七百万两左右”。（注：内藤湖南：《燕山楚水》，博文馆，1900年，第190页。此次会见发生在刘作完归朝汇报回到上海，拖延派往湖广总督张之洞下“差遣委任”令，而等待派往两广总督下“差遣委任”的微妙的时期。当然，虽然没有触及到密会孙文以及暗杀梁启超的问题，但有关“中日结盟”和“商务考察”的议论极其有趣。）若从刘的资产论，100万两并不是不能支付的金额。然而，作为赌场上的庄家绝不可能轻易地兑付罚款，所以刘为寻找抵赖的途径绞尽了脑汁。为此，有效的方法就是迎合西太后的意图去建立功绩，而其中暗杀康梁是此刻最恰当的一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