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会党与民族主义(4)
辛亥革命网 2011-06-14 00:00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周育民 查看：
由此可知，由人伦而知天道（天命），据以判定君主地位的合法性，是两千多年来儒家学说的基本观点，深入人心。攻击当政者失德，是历来企图取而代之者的基本手段。（注：吕留良也攻击雍正帝的失德。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驳斥吕留良华夷之辨时引经据典，义正辞严；但在为自己作道德辩护时，便不得不与对手以事实情理相校，居于守势，顿失君临万方的帝王气象。雍正的确做了一件傻事，但却暴露了在儒家语境下的中国帝王一旦受到道德指责时的心理状态。）天地会的“西鲁故事”看起来是虚构了一套子虚乌有的清兵“火烧少林寺”情节，其真实内涵则是通过形象描述清廷如何“忘恩负义”，背离人伦，以引出“反清复明”的天命依据。儒家天命观的话语系统规定了“西鲁故事”的这种叙事结构，而这种叙事结构又顺理成章地向人们传达了儒家的这种观念。这在清朝前期的故事编撰者看来是“合情合理”之事，却受到了20世纪初叶的欧榘甲的问难，他的问难不是“西鲁故事”的情节虚妄，而是它的情理不通，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情世道之变化和话语系统的转换。
二
在分析清末革命党人对于洪门会党宗旨的宣传和阐发上，我们当然要看到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是，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并非完全是舶来品，其中夹杂着丰富的中国历史遗产。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国传统民族观念的衔接，本身也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和流变的一个客观历史过程。如果进一步责问，为什么洪门会党的祖先要把这样一个虚妄故事强加于清廷呢？我们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用后现代主义的术语来说，这只是反满意识的一个儒家话语结构表达方式而已。
吕思勉先生早就指出，民族主义的历史观在中国与欧洲的历史和影响有所不同。“借历史以激励爱国家、爱民族之心，用之太过亦有弊。……这在欧洲，19世纪后半期各国的历史，都不免有此弊，而德国为尤甚。亚洲新兴的日本，此弊亦颇甚。中国人之有此弊，是起于宋以后的。民族主义，原因是受异族的压迫而起，中国自宋以后，受异族的压迫渐次深了，所以民族主义亦渐次勃兴，这固是题中应有之义。然情感与理性，须相辅而行，偏重感情，抹杀理性，就糟了。”[10]（P17）这是一位中国历史学家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的带有世界眼光的观点，他既深刻地指出了民族主义对于历史学的深刻影响，同时，指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渊源并不来自于欧洲，而是宋代以后异族压迫的加深。
杜赞奇花了相当的篇幅研究了陶成章、孙中山等人如何用近代民族主义、民主革命的观念去改造会党的历史（当然，这是他的一个贡献），但可能也忽略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对他们的影响。他们的文本本身也是传统与现代的一种对话、传统在现代的一种延续、传统在现代的一种投射。
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陶成章的《龙华会章程》。这篇文字首先是从儒家的学说寻找革命与民族主义的理论根据，并且批驳了宋儒的愚忠。接着，以外国民族国家的例子来说明民族革命的合理性，进而把西方的民主政体与中国古代选贤与能、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联系起来。这通篇思路，反映了传统民族观念、儒家观念与近代民族、民主主义相联结、相转化的过程。陶成章并没有回避宋代以后儒家在君臣之义与华夷之辨问题上的内在矛盾，而是从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引出驱逐蛮夷本身就是合乎“仁”德的结论。华夷之辨高于君臣之义，在吕留良时代还需要反复论证而不得通行，到了陶成章那里，由于“各国交通”，已成为顺理成章之事。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想投射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脑海中，必须经过其既有的文化知识结构的消化和反映。解析这个文本，我们看到的是现代话语权在确立其权威之前，存在着一个传统话语权对其消化、包容的过程。因此，杜赞奇所说的陶成章试图“把真正的原始的中国文化从国家政权中分离出来”的种种妙用，如可以使之“成为民主与革命的宝库”、“使中华民族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驾齐驱”、“将革命党人与秘密会党联系起来”，甚至具有预先排除“亲满情绪的可能性”等等，读来令人感到十分牵强。因为他把历史文化传统所形成的一些思维定势，看成了一种在新话语系统中经过精心策划的架构。君臣之义与华夷之辨的关系，在满汉民族矛盾的社会面前，是儒家学说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陶成章张大华夷之辨，强调孔孟夫子本来就是汉族的圣人，既受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也是破解传统伦理冲突的题中之义。至于将中国古圣贤人的政治理想与西方民主嫁接在一起，也不是陶成章的发明，而是19世纪中叶以来“西学中源”思潮的一种表现（注：关于“西学中源”的各种论说，参见马克锋《文化思潮与近代中国》第三章，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这恰恰是吕思勉先生所说的中国类型的传统民族主义的诸种形式之一。
